那天晚上陈屿森和他朋友去吃饭了。他一整天心情都不错,签完法拍房的合同回来的路上还哼了几句歌,哼的是那种老掉牙的粤语歌,旋律走了调,他自己浑然不觉。下午他换了一件干净的Polo衫,刮了胡子,对着镜子把领子翻好,说晚上跟老周他们聚一聚,可能晚点回来。我说去吧,少喝点。他应了一声"知道",弯腰在门口换鞋,鞋带系了两道,怕松。
那天我真的很开心。说不清楚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法拍房的合同签了,那套八十多平的旧屋子终于写上了我的名字。也可能不是因为房子,而是因为签合同的时候他递笔给我的那个动作——他把笔帽拔开,笔尖朝自己,笔尾朝我,很自然地递过来,像这十多年里无数次递东西给我一样,水杯、钥匙、手机、女儿的作业本,递过来的时候总是把好用的一头朝向我。这个习惯他一直没改,哪怕在那些我们话最少、距离最远的日子里,他递东西还是这个姿势。那个瞬间我忽然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些东西到底还是没变的。这种念头让我一整天都轻飘飘的,像踩在棉花上。晚上他出门之后,我给女儿洗澡,哼着歌,泡沫从指缝溢出来,在浴室的暖黄灯光下泛着七彩的光。女儿坐在澡盆里,把小黄鸭按进水里又捞起来,水花溅了一地,我拿毛巾擦她的脸,她咯咯地笑,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那晚我没有给他打电话催他回家。往常他出去应酬,到了十点我总会发一条信息问"什么时候回来",有时候他回"快了",有时候干脆不回,我也不追问。但那晚我没发。我心里想着,让他好好聚吧,他今天高兴,我也高兴。我给女儿洗完澡,擦干头发,穿上睡衣,安顿好她之后。我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看着窗外南溪镇的夜色很安静,远处有几声狗叫,短促的,叫了两声就停了。我躺在床上翻手机,翻到下午拍的法拍房照片,那间空荡荡的客厅、那面剥落的墙、那只被画了叉的HelloKitty。我看着照片里站在窗边的自己——白裙子,逆光,轮廓虚虚的,像一个还没完全凝结成形的梦。我看了很久,然后关掉手机,准备等他回来。
十点钟不到,手机就响了。是他的号码,我接起来,那头不是他的声音,是老周,语气有点急:"嫂子,屿森喝多了,在镇医院急诊呢,你过来一下?"我心里咯噔一下,坐起来问怎么回事,老周说也没喝多少,不知道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吐了好几回,他们不放心就送来医院了。我一边听一边已经下了床,拖鞋都顾不上穿,光脚踩在地板上,从衣柜里扯出一件外套。女儿被我的动静吵醒了,揉着眼睛坐起来,迷糊地问"妈妈怎么了"。我正要回答,手机没挂,开了免提放在床头柜上,一边拧开卫生间的灯一边说:"爸爸喝醉了在医院,妈妈去接他,你乖乖睡觉。
镇医院在镇子的北边,不大,一栋五层楼,急诊在一楼。我把车停好,推开急诊大厅的玻璃门,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大厅里没什么人,挂号窗口的灯还亮着,里面坐着一个穿白大褂的阿姨,低头刷手机,听见脚步声抬了抬眼皮又低下去。输液室在走廊尽头,门半掩着,透出白光。我推开门,陈屿森躺在靠里的一张病床上,左手扎着针,输液管连着吊瓶,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坠。他闭着眼,脸色蜡黄,嘴唇干裂了,嘴角有一点点涎水,顺着下巴淌下来,还没来得及擦。右手里还握着手机,屏幕黑着,被他的手掌攥得紧紧的,指节都泛白了。老周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呕吐物,见我进来讪讪地笑了一下:"嫂子来了。"旁边还有两个人,都是他平时一起吃饭的朋友,一个姓李一个姓张,见了我都站起来,表情有点不自然,目光闪躲着,像做了亏心事。
"怎么回事?"我把包放在旁边的塑料椅上,走过去,从包里翻出保温杯,拧开盖子倒了一杯温水。水温着,出门前灌的,还冒热气。我端到他嘴边,他不动,嘴张着,呼吸均匀,胸口微微起伏,像一个熟睡的孩子。我拿湿纸巾把他嘴角擦干净,擦的时候他眼皮动了动,慢慢睁开一条缝,看清是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以后还喝不喝这么多酒了。"我说,语气尽量轻松,像平时训他一样。他摇了摇头,幅度很小,像一只认错的狗。旁边病床的陪护是个中年女人,正给她父亲喂苹果泥,看见这一幕笑着说:"你老婆真好,老公这样了还这么周到。"我也笑了笑,没说话,把保温杯放在床头柜上,拉开椅子坐下来。
老周站在旁边,搓着手,表情很怪,像有话要说又咽回去了。我问他喝了多少,他说:"其实没喝多少,白酒一人就三小杯,啤酒一人一瓶都不到。但屿森那天喝得特别快,特别急,像要把什么压了很久的东西用酒精冲下去。"他说"压了很久的东西"的时候,语气顿了一下,眼皮垂下去了,张了张嘴好像还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说,只是搔了搔后脑勺。我看着他那个反应,心里有一点异样,但当时没有深想。我说辛苦你们了,送他来医院,又陪到现在,太麻烦你们了。老周连忙摆手说不麻烦不麻烦,又站了一会儿,说嫂子那我们先走了,你一个人行不行?我说行,没事,你们回去吧。他们三个人如蒙大赦似的,互相看了一眼,鱼贯出了输液室。门关上的一瞬间,我听见走廊里他们压低了的说话声,但听不清内容,只有嗡嗡的余音。我回头看了病床上的陈屿森一眼。他还在睡,眉头微蹙着,额角有一层薄汗。我拿纸巾给他擦了擦。输液管里的药水还在滴,滴答,滴答,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外面蝉鸣聒噪,隔着一层玻璃窗,像隔着一层水。
我坐了大概十来分钟,他手机响了。嗡——嗡——嗡——在床头柜上震动起来,整个柜面跟着颤,保温杯里的水荡出一圈一圈的波纹。屏幕上跳出一串数字,没有存名字。"喂?"我接起来,声音比我预想的平静。那头静了两秒,然后是呼吸声,轻的,软的,像一只猫趴在电话那头。"陈屿森呢?"是个女人的声音,"他怎么了?"
"你是谁?"我提高了一点嗓门。输液室里很安静,我的声音在墙壁之间弹了一下,又弹回来。
那头沉默了。沉默得很长,然后她说话了,声音更软了,像从枕头底下捞出来的那种软:"他没事吧?"我攥着手机的手紧了紧,指甲掐进掌心,刺痛。"我是他老婆。"我说,每个字都像一粒石子,一粒一粒往水里砸,"你是谁?"又是沉默。这一次更长。我听见她叹了口气,很轻,像吹走一根头发。"我是他朋友。"她说。
朋友。我把这个词语放在舌尖上嚼了嚼,满嘴都是苦味。大半夜两点钟,给一个醉鬼打电话,开口第一句不是"你好"不是"这么晚了打扰了",而是"他怎么了"——哪个朋友会这样?哪个朋友会在这个时间打电话来,第一反应是担心对方出了什么事?我忽然想起老周刚才那个表情,那欲言又止的嘴型,那三个人鱼贯而出时仓促的背影。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
"你是哪种朋友?"我问。但那头已经把电话挂了。嘟嘟嘟的忙音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割着我的耳膜。我拿着手机,屏幕上通话结束的那行字还在,通话时长——四十七秒。四十七秒,从我接起来到她说出"朋友"到挂断,四十七秒。这四十七秒像一道裂缝,从手机屏幕开始,顺着我的手指、手腕、胳膊,一路往上爬,爬进我的胸腔,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咔地裂开了一道缝。
我记下那个号码,在脑子里默念了三遍,然后退出通话记录,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的搜索框里输入那串数字。跳出来的确是我的微信好友,去年我帮朋友卖南溪镇特产的时候加她,她的头像还是在我们这边一个景点拍的,我还问她是不是南溪镇人,说她的侧脸挺好看的,像一个明星。她那个时候说不是南溪镇人,是和朋友一起来这里玩的时候拍的。再翻看她的朋友圈,背景是一张海边的照片,夕阳,剪影,一个人的侧脸。我盯着那张侧脸看了五秒,然后往下翻,翻她的朋友圈。都是些日常,咖啡、书、窗台上的绿萝,发得不多,一月一两条。有一条是去年的,配文是"失眠的夜,有人陪",配图是一杯酒,琥珀色的,杯壁上凝着水珠。我没再往下翻。我退出了微信,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膝盖上,盯着对面那面白墙。输液室的墙面刷着淡绿色的墙裙,上面有孩子用圆珠笔画的涂鸦,一只歪歪扭扭的太阳,一个缺了胳膊的小人。我盯着那只太阳看,它画在墙裙的拐角处,光线从歪歪扭扭的线条里伸出来,每一根都长短不齐,像一个孩子在某个等待的下午百无聊赖地画上去的。不知道那个孩子等了多久,不知道他等的人来了没有。
我站起来,走到走廊尽头。灯光惨白,一只飞蛾扑在灯罩上,撞一下,又撞一下,翅膀扑棱棱地响,灰白的粉从翅膀上抖落下来,落在我肩膀上。我站了一会儿,又把我的手机掏出来,拨通了她的电话,嘟——嘟——嘟——三声之后,她接了。"……"她没有说话,但呼吸声传过来,很轻,很稳。
"我是他老婆,"我说,"大半夜两点你打他电话,什么事?"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干涩的,像砂纸磨着铁皮。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她笑了一声。那种笑很轻,很短,像羽毛划过皮肤,不疼,可它留下的痒意让你浑身不舒服。"没什么事,"她说,"就是问问。他喝多了我担心。"
"你们什么关系?"
"朋友啊。"
"哪种朋友?"我的声音开始抖了,手也在抖,手机贴着耳朵,能感觉到冰凉的屏幕在发烫。
她沉默了两秒。"你觉得是哪种,就是哪种吧。"她说。语气里有一种奇怪的柔软,像棉花里裹着一根针,不扎人,但你知道它在。我握着手机的手垂下来了。我不知道怎么挂断的,可能是我按了挂断键,可能是她按的,也可能是手机自己没电了。我只记得最后听见的是她那句"你觉得是哪种,就是哪种吧",那句话像一滴墨水落进水里,在我脑子里慢慢地、慢慢地洇开,越洇越大,最后整个脑子都是黑的。
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背靠着冰凉的墙壁。墙壁是瓷砖贴的,一块一块,方方正正,缝里填着白水泥,因为年头久了变成了灰黄色。我的背贴在上面,隔着薄薄的一层T恤,能感觉到瓷砖的凉意顺着脊椎一节一节往上爬。然后我慢慢地滑下去,蹲在地上,双臂抱着膝盖,额头抵着膝盖骨。走廊的地板是白色的,瓷砖缝里填着灰,我盯着那些缝隙,一道一道,纵横交错,像一张网。我想起十二年前南溪镇的冬夜,我也是这样蹲在路边,蹲在一棵光秃秃的梧桐树下,肚子痛着,手捂着腹部,问自己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生在一个没有人欢迎她的地方。那时候我蹲着,心想,我还有一个选择,我还可以走。可现在呢?现在我结婚了,有孩子了,有了那套刚签完合同的法拍房,有一张写着我名字的产权证。我蹲在这里,面前是同一个姿势,同一个蜷缩的弧度,同一种喘不上气的窒息感,可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走了。我站起来。蹲得太久了,腿发麻,扶着墙壁站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走回输液室的时候,脚步很轻,棉布鞋底在瓷砖上没发出声音。
陈屿森翻了个身,侧躺着,面朝着门口的方向。他眉头皱得更紧了,嘴唇翕动着,像是在说什么梦话,凑近了才听见是一些含混的音节,听不出字。忽然他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人从床上弹了一下,然后侧过头,"哇"地吐了出来。我来不及拿盆,赶紧用手去接,温热的、酸腐的液体溅了我一手,顺着指缝往下淌,滴在地上。我另一只手扯了床头柜上的纸巾,一大把,胡乱地擦他的嘴、他的下巴、他的脖颈。他还在呕,胸口剧烈起伏,整个人蜷缩起来像一只煮熟的虾。我一只手扶着他的肩膀让他侧稳,另一只手继续擦,纸巾换了一张又一张,湿了一团又扔一团。等他终于平静下来,我拿湿毛巾给他擦了脸。擦到他眼角的泪——不知道是呕吐逼出来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的睫毛是湿的,黏在一起,像淋了雨的小刷子。我把毛巾叠好,放在他额头上。然后我站在床边,看着他那张蜡黄的脸、干裂的嘴唇、微蹙的眉头,还有垂在床沿外面的那只右手,虎口上那道浅月牙似的疤在输液室的灯光下像一条细线。我忽然很想问他——你在梦里叫了谁的名字?刚才你嘴唇翕动的时候,是在叫"暖"吗?那个"暖",是谁?我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可心里的那个问题像开了闸的水,收不住了。
我抬起手,扇了他一巴掌。不重,但清脆,啪的一声响,在输液室的空旷里回了一下。他的头微微偏过去,眼皮动了动,没睁开。我又扇了第二下,比第一下重,掌心火辣辣的。他的眉头皱了一下,嘴角抽了抽,嘴唇张开又合上。第三下扇下去的时候,他终于睁开了眼。他看着我,目光涣散,瞳孔里映着天花板上惨白的灯管,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那眼神我见过。很多年前在长途汽车站,他翻过护栏看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眼神。那时候他的眼睛里有一整片星空——我至今记得清楚,那种光,亮堂堂的,像把一整条银河都装进去了,他看着我,像看着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那时候他光着一只脚站在水泥地上,脚趾头冻得发红,可他眼睛里的光是烫的,烫得让人不敢对视。可现在那一片星空烧光了,烧尽了,只剩灰烬。他的瞳孔里空空荡荡,像一间被搬空了的屋子,墙皮剥落,灯座裸露,连那只哭泣的HelloKitty都没有了。
我把手收回来,垂在身侧。掌心是麻的,指尖在发抖。陈屿森又闭上了眼,呼吸渐渐平稳下来,像刚才那一幕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站在床边,看着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往下坠。滴答,滴答。吊瓶上贴着一张标签,写着药名和剂量,那些字我一个都没看进去。我伸出手,把输液管上的调节轮拧快了一点。药水坠得更急了,连成一条细线。窗外的天还是黑的,南溪镇的夏夜有蝉鸣,一声叠一声,永无止境。蝉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不知道疲倦的东西,它们从傍晚叫到天亮,从不停歇。我坐在那把硬邦邦的塑料椅上,把手机解锁,翻到通讯录,把那串没有备注的号码输了进去,备注名打了一个问号。那个问号像一把锁,银色的,冷冷的,锁住了一个我还不敢打开的抽屉。抽屉里面是什么,我不知道,可我能听见里面有东西在动,在挠,在响。我握着手机,拇指悬在那个问号上面,悬了很久,然后锁了屏。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我的脸。一张苍白的脸,眼睛下面是青灰色的,嘴唇干得起皮。我看着屏幕里的自己,忽然觉得有点陌生。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膝盖上,抬头看着墙上的钟。时针指着两点四十七分,分针在慢慢地走,一格一格,像一只蜗牛爬过整个秋天。
输液室里很安静。只有药水的滴答声,和陈屿森偶尔的鼾声。隔壁病床的陪护已经趴在床边睡着了,一只手搭在她父亲的被子上,手指微微蜷着。她的父亲也睡着了,呼吸粗重,胸腔一起一伏。整个输液室像一艘沉在水底的船,所有人都被困在里面,做着各自的梦。我想起女儿在家里的床上,搂着小黄鸭,踢掉了毯子,肚皮露在外面。我想起我妈应该已经过去了,她会把毯子重新给女儿盖好,会关掉走廊的灯,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我回来。我想起放在梳妆台抽屉里的那张法拍房合同,我的名字写在产权人那一栏,黑色的宋体字,"林晚"两个字并排站着。不知道那间屋子现在怎么样,空荡荡的客厅里,灰尘还在飘吗,那只被画了叉的HelloKitty还在哭吗。我忽然觉得那间屋子离我很远很远,远得像另一个人的梦。白裙子挂在衣柜里,蕾丝边还没有洗,肩膀上应该还沾着法拍房墙壁上的灰。明天——不对,今天,等我回去,我要把它挂到阳台上晒一晒,南溪镇六月的太阳很烈,晒一下午就能把霉味晒掉。我这么想着,手伸进包里摸了摸车钥匙,两把车钥匙的金属圈都被他用一圈红绳绕的紧紧一圈,那个时候我一把他一把。后来,他开了一辆电车,我这辆车他自然开的很少。红绳也在这么多年后,开始变黑、变脏、变松。我把钥匙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攥到它被体温捂热了,像攥着一颗小小的、跳动的心脏。
两个小时之后,吊瓶空了。我按了铃,护士来拔针,棉球按在针眼上,胶布撕下来的时候带起一根细小的汗毛。陈屿森在拔针的时候醒了,迷迷糊糊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看见我,笑了笑。那个笑还是他平时的笑,嘴角微微上翘,眼角有细纹,跟每天早晨端粥上楼喊"吃饭了"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笑。他说:"怎么是你。"语气平常的,像刚睡醒,什么都不知道。我没说话,撑着他的手臂,扶着他站起来。他晃了一下,站稳了,手搭在我的肩上,一步一步往外走。走到医院门口,夏夜的热风扑面而来,蝉鸣忽然就涌进耳朵里。那颗最大最亮的星还挂在天上,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只知道它还在,亮着,冷清的,高高地悬着。我说:"走吧,回家。"我扶着他往停车场走。他的步子很慢,很沉,整个人靠在我身上,体温透过薄薄的T恤传过来,烫的。后视镜里的那串红色纸风车被夜风吹得转了起来,哗啦哗啦地响,像女儿在笑。我发动引擎,车子缓缓驶出医院的停车场。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梧桐树的影子打在挡风玻璃上,一行一行地刷过去,像在翻一本巨大的书。陈屿森靠在副驾驶的椅背上,头歪向窗户那边,闭上眼,又睡着了。我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搭在档把上,拇指一下一下敲着塑料壳子,敲出一种没有节奏的节奏。车载广播没有关,调频在某个夜间音乐台,放着一首老歌,女声沙沙的,唱"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我把它关了。车厢里安静下来,只有轮胎碾过路面的沙沙声和空调出风口的轻响。我开着车,穿过南溪镇沉睡的街道,穿过那些关着门的店铺和亮了整夜的便利店,穿过梧桐树影与路灯昏黄的光晕,往家的方向走。天边那层青灰色越来越宽了,像一块幕布正在慢慢拉开。我在一个红灯前停下来,转头看了他一眼。他的侧脸映在车窗玻璃上,模糊的,虚虚的,像一个还没散去的影子,银色眼框下是一双虚闭着的双眼。路灯的光从他脸上一行一行地刷过去,刷过他的眉骨、鼻梁、嘴唇、下颌,刷过那道虎口上浅淡的疤。我在绿灯亮起来的时候踩下油门,车子往前一窜,驶过十字路口。前面就是我家那栋楼了,三楼的一扇窗户还亮着灯,是我妈留的,暖黄色的,在将亮未亮的天色里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
我把车停在楼下,熄了火,没有立刻下车。陈屿森还在睡,呼吸轻而匀。我侧过头,看着他那张熟睡的脸,十二年前在长途汽车站翻过铁护栏的那个男孩已经不在了,可这张脸还是那张脸,眉毛还是那个弧度,下巴还是那个形状,只有眼睛闭着,所以看不见里头的星空是不是真的烧光了。我伸出手,悬在他鼻尖上方一厘米的地方,没有碰下去。他的手垂在膝盖旁边,虎口那道疤朝着我,在仪表盘的微光里像一道浅浅的月牙,浅得几乎看不见了,可我知道它在那里,从我二十岁那年它就在了,跟了他十几年,跟到现在。我收回手,推开车门。南溪镇清晨的风凉凉的,带着露水和青草的气味。东边的天已经泛白了,云层被染成一层一层的粉金色,像有人把一匹绸缎一点点铺开。几只早起的麻雀在电线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声音清脆得像玻璃珠子滚了一地。我绕到副驾驶那边,拉开车门,拍了拍他的肩膀:"到了,下车吧。"他睁开眼,懵懵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慢慢解安全带,推开车门,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我扶着他上了楼。楼梯间里很安静,我们的脚步声在水泥台阶上一重一轻地响着,走到三楼的时候,我掏钥匙开门,防盗门吱呀一声推开。客厅的灯还亮着,我妈蜷在沙发上睡着了,身上搭着一条薄毯。女儿的房间门虚掩着,从门缝里漏出一线暖光——她的小夜灯还开着。我扶着陈屿森进了卧室,他倒在床上,连鞋都没脱就睡着了,翻了个身,面朝着墙,后背对着我。我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走出去,轻轻关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