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法拍房（第1页）

签约那天，我穿了一条白裙子。

白裙子是去年夏天买的，在炎城百货大楼的折扣区，原价标签还没剪，打三折。裙摆有一圈细碎的蕾丝，腰身收得正好，我站在试衣镜前看了很久，最后还是买了。当时想着，也许什么时候能穿得上，穿去一个重要的场合。后来一直挂在衣柜里，吊牌也没摘，塑料防尘罩蒙着，像一件等待被认领的往事。早晨出门前我把它取出来，对着卧室那面裂了一道缝的穿衣镜换上，拉链拉到一半卡住了，我反手够了好几下才拉上去。陈屿森在客厅催："好了没有？法院那边约的九点半。"我说快了，把头发拢到耳后，对着镜子里的人看了一瞬——白裙子衬得肤色更白，脸上没什么血色，涂了口红才显得精神些。口红是结婚那年买的，快用完了，旋出来只剩短短一截，我凑合着涂了两层，抿了抿嘴。

南溪镇的六月热得像蒸笼，空调出风口呼呼地吹着冷气，可后背还是渗出一层薄汗，在裙子上洇出一小片深色。从家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开车十五分钟，路上堵了一会儿，我坐在后座，膝盖并拢，手放在裙面上，能感觉到汗湿的掌心把裙子摁出褶皱。陈屿森开着车，在等红绿灯的间隙低头翻看手机，翻的是法拍房竞买公告的电子版，页面上的条款他已经读过很多遍了，但他还是在看。他做事一向这样，反复确认，不厌其烦。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我们约好周末见面，他能提前一天把路线查好，公交车几路、换乘站在哪一站、下车的站牌是什么颜色，事无巨细地写在短信里发给我。我那时候觉得这个人真靠谱，跟他在一起什么都不用操心。后来结了婚，生完孩子，我才慢慢意识到，靠谱和在意是两码事。他能把一件事做到一百分，但那件事跟他心里有没有你，没有关系。

登记中心在县政府的旁边，一栋灰扑扑的四层小楼，门口种着两棵歪脖子银杏，夏天叶子肥绿肥绿的，把大门遮去了一半。我们到的时候法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等了，一个中年男人，姓刘，黑皮公文包夹在腋下，嘴里叼着根没点的烟，看见我们就迎上来握手，手劲很大，攥得我指节生疼。"恭喜恭喜啊，"他嗓门洪亮，"这套房子捡漏了，评估价九十万，起拍才六十三万，你们七十一万拿下来，划算的。"陈屿森笑着点头，递过去一支烟，两个人站在门口抽了一根，烟雾混进夏日的暑气里，黏稠地升上去。我没有进去，就站在台阶下面等，阳光从银杏叶子的缝隙漏下来，在白色的裙摆上投下一片碎金，风一吹，光影晃动，像打翻了一碗碎琉璃。

陈屿森坐在我旁边签字，手指握着那支黑色签字笔，一笔一划，工工整整。他写字一向好看，横平竖直，像刻出来的一样。从前谈恋爱的时候，他给我写情书，写在信纸上，折成千纸鹤塞进我课桌里。千纸鹤的翅膀他会折两道褶子，比一般的折法多一道，让翅膀翘起来，像真的要飞。那时候我们都在读大二，不在一个学校，横跨一座城的南北，他每周写一封，周三寄出，我周五收到。信纸是淡蓝色的，有暗纹，他总是写满两面，字小，密密麻麻的，结尾落款画一颗歪歪扭扭的心。那些千纸鹤我攒了一整盒，放在宿舍床头的书架里，毕业搬宿舍的时候盒子散了，千纸鹤撒了一地，我蹲在地上一个一个捡起来，数了数，三十七只。后来不写了，他说手生了，其实手没生，只是心不在了。他后来给客户写合同、给公司写报告，字迹还是从前那样工整，只是那些字不再飞进我的课桌，不再折成翅膀翘起来的千纸鹤。偶尔我翻他的手机相册，能看见他拍的文件照片，上面的字还是横平竖直，和当年情书上一模一样的笔迹，只是内容变成了"付款条款""违约责任""不可抗力"。那些字认得我，我不认得它们了。

但此刻他签字的样子，让我恍惚地想起那些信纸上的字迹，一样的端正，一样的认真。他把名字签在乙方那一栏，“陈屿森”三个字落下，笔尖在最后一个“森”字的捺上顿了一下，抬起，留下一颗极小的墨点。法院的工作人员把合同翻到下一页，他又低下头去写，后颈弯成一道弧线，衬衫领子有点皱，露出来的那截脖子晒得黝黑——他最近在跑一个工程，天天在工地上待着，皮肤糙了许多。他虎口有一道浅浅的疤，是大学时为我开啤酒瓶划的。那道疤的位置很巧，握笔的时候刚好被食指挡住，只有等他松了手，虎口露出来，才看得真切。十几年了，颜色淡成了肉粉色，摸上去还是微微凸起的，像一道凝固的河床。有一回半夜我醒了，摸到他的手，拇指正好按在那道疤上，我轻轻摩挲了几下，他在梦里翻了个身，把手抽走了。

那瓶啤酒是我过生日买的，大四那年的十月，我们在学校后门的烧烤摊上庆祝。几块钱一瓶的啤酒，玻璃瓶身贴着红底金字的标签，瓶盖是压上去的，没有起子。他用牙咬，瓶盖纹丝不动，他把瓶口抵在桌角上撬，"砰"地一声，瓶口碎了，碎玻璃扎进虎口，血一下子就涌出来了，顺着手指往下淌，滴在烧烤摊油腻腻的水泥地上，砸出几朵暗红色的花。他举着那只流血的手冲我笑："没事，不疼。"那笑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傻气的笑容，嘴角咧着，眼睛眯起来，血还在往下滴，他好像完全感觉不到。我吓坏了，哭着从包里翻出纸巾去按，一包纸巾用完了，血还没止住。摊主递来一卷卫生纸，我扯了半卷，缠在他手上，缠了一圈又一圈，像缠木乃伊。他任我缠，乖乖坐着，另一只手还在翻烤盘上的鸡翅，说"快吃快吃，凉了不好吃了"。那道疤跟了他十几年，从大学到毕业，结婚、生孩子、换工作、搬了三次家，它一直在他虎口上，像一枚褪了色的印章。我有时候想，他身上属于我的东西，也就只剩这道疤了。那些情书、那些千纸鹤、那些说过的"永远"和"一辈子"，风一吹就散了，只有这道疤留下来了，留在他皮肤里，融进他的血肉里，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可我每次看见它，都说不清那是我们的纪念，还是我们的悼文。

法拍房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巷子窄，车子开不进去，我们下了车走着去。巷子两边是些老旧的居民楼，外墙刷的涂料剥落得斑斑驳驳，露出底下的水泥和红砖。一楼开了几家铺子，理发店、小卖部、修电动车的，招牌都褪了色，阳光下泛着一种旧照片的昏黄。我们走到巷子深处，在一栋六层楼前停下来。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窗户破了半扇，用硬纸板糊着，风一吹纸板哗啦哗啦响。我们买的是四楼，八十多平，两室一厅。地段好，孩子上学方便。

钥匙是法院给的，一把铁钥匙，沉甸甸的，齿痕已经磨得圆钝了。我插进锁孔的时候卡了一下，拧了两圈才拧开。门推开，一股灰尘和霉味扑面而来，混着旧墙纸的胶水味、木头腐朽的气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被人遗弃了很久的味道。客厅空荡荡的，前任房主搬走的时候把东西都清空了，只留下一盏没拆的灯座，电线从天花板垂下来，末端裹着黑胶布，像一根垂死的藤。墙皮剥落得厉害，南墙那一面大片的腻子掉下来，露出灰色的水泥底，像一块溃烂的伤口。墙上贴着前任房主留下的贴纸——一只褪了色的HelloKitty，粉色的蝴蝶结已经泛白，眼睛被人用马克笔画了两个叉，嘴巴画成一条向下的弧线，看着像在哭。我站在那间空荡荡的客厅中央，阳光从破旧的窗户照进来——窗户是那种老式的钢窗，窗框锈了，玻璃上蒙着灰，但光还是透进来了，大片大片的，铺在地上，灰尘在光柱里浮沉，像无数颗细小的、无家可归的星星。那些灰尘缓慢地旋转着上升、下落，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只是一直飘着，飘在这间被遗忘的屋子里，飘在它空荡荡的墙壁之间。我忽然觉得，那些灰尘就是这些年我们走过的时间——看似在动，其实哪儿也没去，就困在一间屋子里，反反复复地升起又落下。

"这房子采光还行的，就是旧了点，"陈屿森走进来，四处看了看，用指节敲了敲墙壁，"到时候翻新一下，租给别人住也行，这地段学区还行，租金应该不低。"他总是习惯用商人的思维去想着利益最大化。买这套房子的主意是他提的，说南溪镇的法拍房便宜，拍下来翻新一下出租，算投资。我同意了，可他不知道我同意的理由。他以为我算过了回报率，算过了租金和月供的差额，算过了几年回本。其实我什么都没算。我只是想来这里看一看。

我没有说话。阳光照在我身上，暖的，带着灰尘的温度。我忽然想起十二年前的那套房子，也是八十多平，在炎城的老城区，比这套新一些，也贵一些。首付十五万。十五万！在现在这年月不算什么大数目，一顿饭局、一只包、一趟出国旅行，也就花掉了。可那时候，我们刚毕业两年，我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月薪一千八，他在一个建筑工地当技术员，月薪二千二。我们两个加起来四千块，要租房、要吃饭、要坐车，月底剩不下什么钱。十五万，对我们来说是一整座山。

两家人约在订婚宴上谈这件事。订婚宴是在南溪镇一家饭店办的，包间不大，圆桌坐了十多个人，空调开得太冷，我穿着红色的旗袍裙，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菜还没上，我妈就先开了口，说希望我们能在炎城定居下来，两家凑一凑付个首付，房子不用大，八十平就行。我爸在旁边点头，说我们这边可以拿八万，剩下的你们看怎么凑。我公公没吭声，低头喝茶，茶盖拨着茶叶沫子，拨了很久。我婆婆脸上挂着笑，说"孩子们刚工作，压力大，再缓缓嘛"。我妈说缓缓房价就涨了，去年炎城的房子一平才四千，今年已经五千五了。气氛就这么冷下来。他爷爷坐在主位上，八十多岁了，耳背，但那天耳朵出奇地灵光，听了几句就拍了桌子——"没钱！没钱！买什么买！"他嗓门大，整个包间都震了一下，服务员端着凉菜推门进来，被吼得愣在门口，菜盘子搁在圆桌转盘上也不敢转，就这么僵着。我坐在陈屿森旁边，手在桌子底下攥着裙摆，攥得指甲掐进掌心里。我看了一眼陈屿森，他低着头，筷子拨着面前那碟花生米，一颗一颗拨来拨去，不说话。我再看他爸，他爸还在喝茶。看他妈，他妈脸上那笑还挂着，但眼角垂下来了。看他爷爷，他爷爷胸口起伏着，喘气很重。我忽然觉得，这满桌子的人好像都跟我没关系，他们是一个家里的，我是外来的。我妈眼圈红了，我爸板着脸不说话，我弟年轻气盛，想说点什么被我爸按住了。两家人就这么僵着，谁都不肯让步，好像那十五万不是要给我们安一个家，而是要在两家人中间划一条界河——谁出了这个钱，谁就输了，谁就欠了谁的。

我们两个年轻人各站在一边，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站起来去了洗手间，在隔间里蹲了一会儿，没哭，就是喘不上气，像被人攥住了喉咙。回来的时候听见他爷爷在吼"要结婚就结，不结就滚"，那句话是冲我爸妈说的，也是冲我说的。陈屿森终于开口了，他说"爷爷你别说了"，声音不大，在满屋子的沉默里显得单薄。他从包间里跑出来，我跟着出去，在饭店门口的台阶上他转过身，冲我嚷——"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我们讲好了不买？"他的脸涨得通红，额角的青筋跳着，眼睛也红了，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急的。我怔愣在原地，张了张嘴，可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说"好，不买了"？可我妈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算进去了，八万，那是她和我爸一辈子的血汗钱。

那天是南溪镇的冬夜，风冷，我穿着羽绒服，可风还是从领口灌进去，从袖口灌进去，从每一个缝隙灌进去。我转身走了，一个人走在街上，走了很远，走到喘不上气才停下来。肚子忽然痛了一下，一阵拧着的痛，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缩了一下。我蹲在路边，捂着肚子，手在发抖。路边有一棵梧桐树，叶子都落光了，枝桠光秃秃地指着天，路灯从枝桠之间照下来，在地上投出一张网。我蹲在那张网里，心想——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生在一个没有人欢迎她的地方。是的，我怀孕了，但是我们都没有和父母说。

后来是怎么收场的我记不清了。好像是他家里人追出来劝我回去，说"容后再议""再从长计议"，一群人围着我，有人扶着我的胳膊，有人拍我的背，七嘴八舌的，嗡嗡的。我跟着回去了，订婚宴重新开席，菜都凉了，服务员拿去热了一遍又端上来。他爷爷不说话了，板着脸喝酒。我妈也不说话了，低头吃菜。那顿饭吃得很安静，只有筷子碰碗的声响，和空调呼呼的风声。

后来过年我回家，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瞒不住了。四月的时候，我跟我家里人说了。我妈没骂我，只是坐在床边掉眼泪，掉了一会儿，擦干了说"走，去他家"。我爸开着那辆旧面包车，我坐在后座，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往后倒，绿了又绿，那年的春天来得早，路边的油菜花开了一大片，黄得刺眼。到了他家，他不在，出差了。他妈坐在沙发上，织一件毛衣，针起针落，毛线团在脚边滚来滚去。我妈把话挑明了说，问这门婚事到底怎么打算。他妈头也没抬，说"没钱，怎么办嘛"。还是那句话。跟半年前一模一样的话。好像这半年什么都没发生，好像我的肚子没有一天天大起来，好像时间在他们家是停住的，停在那天订婚宴的圆桌上，停在那盘凉掉又被热了一遍的菜里。我妈站了一会儿，把带来的那个信封搁在茶几上——当初订婚我家添的钱，凑了个整退了回去。然后她拉着我的手，用了很大的劲，指节都发白了，说："走。"

我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妈还坐在沙发上织毛衣，毛线针在日光灯下一闪一闪的。我没哭。从他们家出来，外面的天阴着，要下雨的样子，空气里全是潮湿的土腥味。我坐进面包车的后座，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玻璃映出我的脸，浮肿的，苍白的，眼睛下面两片青黑。我掏出手机，给陈屿森发了一条信息："我要出去炎城上班了，孩子我会生下来，我自己会带大。"

发完我把手机关了，塞进包里。面包车颠簸着驶出那条巷子，驶过镇上的老街，驶过那条我当年跑过无数次的路。后视镜里，他家的那栋楼房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灰点，拐了个弯，彻底消失了。

那天晚上陈屿森坐了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从外地赶回来，第二天一早他出现在长途汽车站。我买了去炎城的票，八点四十发车，我坐在候车厅的长椅上，抱着一个帆布包，包里头几件换洗衣服、一包卫生纸、一个充电器。检票口开了，我站起来往检票口走，走过那道铁护栏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喊我，“晚晚”——隔着护栏，陈屿森站在外面，满头是汗，衬衫湿透了贴在身上，他翻过那道铁护栏——护栏到我胸口那么高，铁管冰凉，他一条腿跨过去的时候裤子挂了一下，撕了一道口子，他不管，整个人翻过来，差点摔倒，踉跄了两步站到我面前，喘着气，胸腔剧烈地起伏，说"我们结婚"。

我站在那里，手里还攥着那张车票，硬纸片的棱角硌着掌心。候车厅的广播在报"前往炎城的旅客请到三号检票口检票"，一遍又一遍，重复了三遍，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看着他的脸——那张脸跑了太久，泛着潮红，汗珠从鬓角滚下来，顺着下颌滴在衣领上。他的一只鞋在翻护栏的时候蹭掉了，他光着一只脚站在水泥地上，脚趾头蜷着。那个样子说实话有点狼狈，甚至有点滑稽。可我哭了。我站在那里，在人来人往的候车厅里，攥着一张去炎城的车票，对面站着一个丢了一只鞋的男人，他刚翻过一道铁护栏，他说"我们结婚"。眼泪就掉下来了，一滴一滴砸在手里的车票上，把蓝色的印刷字洇花了。我那时候想，这个男人愿意为我翻护栏，他应该是真的在乎我的。我那时候想，他来了，他追来了，他没有让我一个人走。那张车票我后来一直留着，压在梳妆台的玻璃板底下，直到有一年搬家，玻璃板碎了，车票不知道掉去了哪里。

后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我们结了婚，在他家那栋老房子里办的酒席，贴了红双喜，摆了八桌。我穿着租来的婚纱，肚子已经显怀了。他站在我旁边，穿着笔挺的西装，里面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非常的帅气，但是肩膀有点宽，他太瘦了。敬酒的时候他爷爷站起来，举着酒杯，说了句"家和万事兴"，一仰头干了。我也喝了，杯子里是白开水。那天晚上我躺在婚床上，床单是大红色的，被子里撒了花生和红枣，硌得慌。陈屿森躺在我旁边，紧紧的抱着我，“今天你终于属于我了”。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二十多年的老房子翻新之后和新房一样，格格不入的就是那没有更换的黄色木门。我想，这就是我的婚姻了。

结婚八年，从二人世界到三口之家，我们一直和公婆、爷爷奶奶住在南溪镇那栋老房子里。老房子是自建的，三层楼，他们住在二楼，我们在三楼。楼梯是水泥的，踩上去咚咚响，每天晚上我哄孩子睡觉的时候，能听见楼下他爷爷看电视的声音，新闻联播、天气预报、戏曲频道，八点开始唱戏，唱到九点半准时关。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波澜不惊。公婆对我挺好。那些年的不愉快好像都被日子磨平了，磨成了一层薄薄的灰，盖在所有东西上面，看不出来原来是什么颜色了。只是偶尔——偶尔我走过楼梯拐角的时候，会想起那年从他们家跑出来时的情形，想起肚子里的那一阵痛。但也就是一瞬，过去了就过去了，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过。

此刻我站在法拍房的客厅里，阳光照在我身上，暖暖的。八十多平的屋子，比当年吵翻天的那套小一点，旧一点，墙壁上有HelloKitty在哭，天花板上垂着一根裸露的电线。可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了，是用我的名字买的。陈屿森说写我的名字，他说"法拍房程序简单，写谁不一样"，就这么写了。签合同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产权人那一栏，我的名字印在上面，黑色的宋体字，"林晚"两个字规规矩矩地并排站着，像两个终于落了地的人。

"在想什么？"他签完合同走过来，手里转着那支签字笔，笔帽没盖，墨迹在空气里很快就干了。

我在想什么。我在想十二年前我们在烧烤摊上庆祝生日的时候，他虎口流着血还冲我笑，那瓶被撬碎的啤酒洒了一桌子，泡沫顺着桌沿淌下来，滴在我脚背上，凉的。我在想他翻过那道铁护栏的时候丢了一只鞋，光脚站在候车厅的水泥地上，脚趾头冻得发红，可他说"我们结婚"的时候，声音是烫的。我在想这些年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中间隔着一个孩子，隔着他加班到深夜的疲惫，隔着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可是每天早上他还是会把我的粥端上来，敲门，喊"吃饭了"。我在想这间屋子比那套吵翻天的房子小一点，旧一点，可那些年我们没有守住的东西——那十五万、那张车票、那个在冬夜里痛了一下的孩子——好像在这个阳光满地的客厅里，慢慢地、慢慢地落下来了。像那些灰尘一样落下来了，不再飘着了。

"开心吗？"他问我。他把笔帽扣上，塞进衬衫胸前的口袋里，那只带疤的虎口朝着我。日光下那道疤变得更浅了，几乎看不见，可我知道它在那里，像一条干涸的河床，水不在了，但河道还在。

"开心。"我说。

他笑了一下，伸手揽我的肩膀。他的手搭在我肩上的时候，拇指刚好按在我锁骨的凹处，温热的，带着签字笔微凉的墨水味。白裙子的蕾丝蹭着他的手腕，痒痒的，我缩了一下肩膀。他没有松开，反而收紧了胳膊，把我往他那边带了带。我们并肩站在那间空荡荡的客厅里，面对着那面剥落的墙、那只哭泣的HelloKitty、那束从破旧钢窗照进来的阳光。灰尘还在飘，慢慢悠悠的，从光柱的一端飘到另一端，像无数颗细小的、终于找到了家的星星。

楼梯间传来脚步声，是法院的刘先生下来催我们办后续手续，声音从楼道里闷闷地传上来："陈老板，好了没有？还有两张表要签。"陈屿森应了一声，松开我的肩膀，拍了拍手上的灰，先往门口走去。走了两步又回头，朝我伸出手，手心朝上，那道疤在掌根的位置露出来，日光下像一道浅浅的月牙。他说："走啊。"我走过去，把自己的手放进他的手心。他的手还是暖的，指节粗粝，是这些年做工程磨出来的。我握住了，跟在他后面出了门。铁门在身后合上，咔哒一声，锁舌弹进锁孔。楼道很暗，我们的脚步声在窄窄的楼梯间里回响，一个重一些，一个轻一些，交替着，一步一步往下走。

走到二楼拐角的时候，阳光从窗户的破洞漏进来，照在我们交握的手上。白裙子的裙摆拂过落满灰的台阶，留下一道浅浅的扫痕。外面巷子里传来小卖部的收音机声，放着老歌，旋律模糊，听不清词。我攥紧了他的手，拇指刚好按在他虎口那道疤上。他走在我前面，没有回头，但他的手也回握了一下，轻轻地，像答了一个"嗯"。

那些年没飞起来的千纸鹤，在这一刻，好像终于有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