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恐惧他,而是恐惧自己。
恐惧自己即使在他被通缉、即使在他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之后,仍然会在人群中下意识地搜寻他的身影。
恐惧自己每次看到穿黑色衬衫的男人时,仍然会心跳加速。
恐惧自己会在某个深夜忍不住拨出那个已经停机的号码,然后在听到“您所拨打嘅电话已经停止服务”的时候,把脸埋进枕头里。
“杨师姐?”军装同事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带着一丝疑惑,“你冇事吗?”
“冇事。”她把烟掐灭在路边的垃圾桶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返警局。”
回到湾仔警署,她把抓回来的嫌疑人交接给军装同事,做完笔录,然后走向三号会议室。
经过茶水间时碰到佘曼,佘曼正端着一杯黑咖啡准备回办公室。
两人在走廊中间面对面停下。
佘曼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不到一秒,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手里那杯刚泡好还没来得及喝一口的黑咖啡直接塞进她手里,然后转身又走进茶水间,给自己重新泡了一杯。
杨贞楠端着那杯温热的咖啡站在走廊里,看着佘曼的背影。
佘曼泡咖啡的动作很快——撕开包装袋,倒热水,搅拌,全程不超过三十秒。
在这样短的时长里,她连一句“你还好吗”都不会问,但她会把自己的咖啡给你。
杨贞楠对着那个背影,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那不是笑容,但已经比笑容更接近真实的情绪。
“曼姐。”
佘曼转过身,手里端着新泡好的咖啡,挑了挑眉。
“多谢你。”杨贞楠说。
佘曼用咖啡杯做了个“不客气”的手势,走了。
九月十号,陈楚江的生日。
杨贞楠不知道自己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想起这个日期的。
她没有刻意去记——也许是某次约会时他随口提过一句“我九月生日”,她当时正在吃一碗云吞面,嘴里塞得满满的,只是“哦”了一声,然后继续吃面。
但大脑在那个时候偷偷地把这个信息存进了某个隐秘的文件夹里,一直保存到现在。
八月下旬的某一天,她在翻日历安排下周工作计划的时候,忽然看到“九月十日”那个格子,手指停在了半空中。
她盯着那个日期看了很久,然后把日历翻了过去。
那一天西环下了场小雨,不大,但足够把街道淋湿。
雨丝细得像针尖,落在骑楼的铁皮屋檐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是有人在用极小的刷子轻轻清扫这座城市的灰尘。
晚饭后她坐在窗台上抽烟,看着雨雾中的旧楼和远处维港模糊的灯火。
雨天的维港总是格外朦胧,对岸中环的高楼群被雨雾裹住,灯光晕成一团一团的彩色光斑。
那个银色打火机被她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转着,底部“C。K。”两个字母在指间摩挲了无数遍,金属表面被她手指的温度捂得温热。
她忽然想起台风夜停电的那个晚上,在烛光里他说“从来冇人同我讲过呢句嘢”——因为她跟他说“你唔系你老豆,你做得到”。
那时候她觉得他太孤独了,孤独到一句最普通的鼓励都像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现在他二十六岁了,又老了一岁,大概还是在某个她不知道的地方,一个人过生日。
也许他会开一瓶酒,也许他会对着窗口抽一支烟,也许他会从口袋里摸出那个丝绒盒子,打开看一眼里面那枚刻着“阿楠”的戒指,然后又合上。
也许他什么都不会做,只是像往常一样独自坐着,在黑暗里安静地等待这一天的结束。
她把烟掐灭,拿起手机,翻到那个已经停机的号码。
明知道发出去的消息永远不会送达,明知道那个号码的另一端已经是一片虚空。
但她还是打了。
她需要一个地方存放此刻的情绪。
“生日快乐。”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