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学那天,我妈没有骂我。
她从学校回来以后,先把我的校服洗了。两套短袖,一条校裤,一条裙子,还有那件被我穿到袖口发灰的外套。她蹲在阳台的小塑料凳上,手背青筋浮着,肥皂在布料上搓出白沫。
我站在门口看她。
她说:“别站着,去吃饭。”
我说:“我不饿。”
“粥在锅里。”
“嗯。”
“药吃了没有?”
“吃了。”
她没再问。
阳台外面是汕头下午的天,灰白,热,楼下有人在剁肉,刀砍在砧板上,一下一下。隔壁阿姨把潮汕话拖得很长,问我妈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我妈头也没抬,说:“小女身体有点不好,去学校接一下。”
身体不好。
这四个字后来成了我家的布。亲戚问,我妈这样说;邻居问,她也这样说;父亲电话里问,她还是这样说。身体不好比心理不好体面,比退学好听,比在宿舍卫生间出事干净。它像一张洗旧的桌布,盖住饭桌上所有裂开的地方。
那天傍晚,班主任还给我妈发来一条消息,说饭卡余额后续会退回家长账户。
我妈站在阳台上看了很久,回了一个“好的,谢谢老师”。
饭卡余额不多。几十块,够买几次粿条汤、两杯奶茶、一个午休后偷偷加的卤蛋。可那几个数字从学校系统退出来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比退学申请还具体。原来学校不要你,不是一下子不要。它会先让你签字,再让你收拾床铺,最后把饭卡里剩下的钱也退出来。连没吃完的那部分位置,都要清干净。
晚上六点半,我妈把饭菜端上桌。
卤鹅,炒芥蓝,蒸鱼,还有一碗给我的白粥。我们家吃饭的桌子是圆的,深棕色,边缘有几处被热汤烫出的白印。我从小坐在靠厨房那边,方便帮我妈递碗、拿筷子、盛汤。大姐不在家,已经去广州读书;二姐晚自习,要十点后才回来。饭桌边只剩我和我妈。
可我还是觉得挤。
我的书包放在客厅角落,阿波露出半个脑袋。它的蓝色小衣服被压皱了,像也刚从学校被带回来,不知道自己以后要放在哪里。
我妈把筷子递给我:“吃。”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点芥蓝。菜很苦,油也冷了一点。我嚼了很久,吞不下去。
我妈看见了,没说难听话,只把鱼肚子夹到我碗里:“这个没刺。”
我低头说:“谢谢妈。”
她嗯了一声。
饭桌上又安静下来。
以前我最怕这种安静。小时候只要饭桌上的空气一低,我就会立刻说话。父亲偶尔回家,坐在主位上,先问大姐成绩,再问二姐有没有听话,最后才像突然想起我似的,问一句:“小妹最近有没有乖?”
那时候我会马上举手:“报告老板,有乖,有吃饭,有写字,有帮妈妈拿酱油。”
大姐笑,二姐翻白眼,我妈嘴上说“食饭莫讲话”,但脸会松一点。父亲也会笑,有时伸手捏一下我的脸,说:“这个嘴巴会讲。”
我就是在那张饭桌上学会的。
谁脸色不对,谁语气硬了,谁筷子放重了,谁碗里的汤没喝,我都看得见。空气快塌下来时,要先开口;大人快吵起来时,要装傻;别人不高兴时,要把自己变成笑话。小孩子没有别的本事,只能用可爱当胶水,把一桌人暂时粘住。
我妈忽然说:“明天开始,你不要总躺着。”
我筷子停了一下。
“医生说可以休息,但不是让你整天关房间。早上起来吃早餐,下午下楼走走。手机少看,晚上十一点前睡。”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像在念一张清单。每一条都正确,每一条都让我更像一件需要重新摆放的东西。
“学校那边手续办完了吗?”我问。
我妈夹菜的手顿了顿:“差不多。”
“我还要回去拿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