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歌的时候你要在。不能发个音轨过来就完事了。你飞回来。”
“好。”
“你答应了?”
“我什么时候对你反悔过。”
宋亚轩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仰面躺下去。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角落一直延伸到灯座旁边,像一条河。他想起十一岁那年东方玉走的时候,他在机场用力挥手,东方玉没有回头。他当时想,这个人以后会飞得很远很远,远到可能再也够不着了。但现在他发现,不管飞得多远,只要他说“你飞回来”,那个人就会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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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公司合作的谈判比玛格丽特预想的顺利。时代峰峻对这次合作表现出了相当积极的态度——毕竟Aurora是国际顶级唱片公司,东方玉的首张专辑在全球市场的预期销量摆在那里,对刚出道的台风少年团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国际曝光机会。合同最终敲定:歌曲由东方玉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宋亚轩作为featuring艺人参与录制,版权归Aurora所有,但宋亚轩在国内的宣传权益归时代峰峻。
录制时间定在二月。伦敦最冷的时候,但东方玉说不能再晚了,专辑的母带截止日期是三月。宋亚轩请了三天假,带着一个经纪人飞了十二个小时,落地的时候是伦敦时间早上六点,天还没亮透,希思罗机场的跑道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
东方玉在到达大厅等他。
宋亚轩推着行李车走出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他。他站在接机人群的最边上,穿着深灰色的羽绒服,围巾遮住了半张脸,但那双眼睛宋亚轩怎么都不会认错。三年了。上次见面还是2016年,东方玉回滨州过年,两个人在一起待了五天,在老家那棵槐树下面拍了一张合影。之后就是视频通话、语音消息、凌晨的越洋电话。三年没有见过面了。
宋亚轩推着车走到他面前。两个人都站着没动。
“长高了。”东方玉说。
“废话。你也是。”
“我比你高。”
“不可能。来比一下。”
东方玉没有动。但他把围巾往下拉了一点,露出嘴角那个很淡的弧度——宋亚轩知道这是他在笑。
“走吧,”东方玉转身带路,“录音棚约的下午。上午你先倒时差。”
“倒什么时差,在飞机上睡了十二个小时。直接去录。”
“你嗓子是飞了十二个小时的嗓子。先休息。”
“你怎么比我经纪人还啰嗦。”
“因为你经纪人不敢管你。我敢。”
宋亚轩张了张嘴想反驳,然后发现确实没办法反驳。从小就是这样——他可以在任何人面前逞强,但在东方玉面前,他的逞强永远撑不过三秒就会被识破。东方玉不是管他,是看穿他。这两个词的区别,宋亚轩花了十几年才慢慢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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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棚还是那个地下室。宋亚轩走进来的时候,站在门口看了很久。不是被设备震撼——作为练习生他见过不少录音棚——而是被这间屋子里东方玉留下的痕迹震撼了。墙上贴着的手写五线谱、钢琴上摊开的笔记本、调音台旁边喝了一半的咖啡杯、椅子上搭着的那件旧卫衣。这就是东方玉在过去三年里待得最久的地方。这就是《Oime》《唯一》《晴天》诞生的地方。这就是隔着七小时时差、在无数个深夜和凌晨通过电话线传到宋亚轩耳朵里的那些旋律的源头。
“别站门口发呆,”东方玉已经坐到钢琴前,“进来。”
宋亚轩走进去,站在钢琴旁边。东方玉打开琴盖,弹了一段前奏。不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是《小宇》。宋亚轩愣了一下。
“为什么弹这首?”
“暖声。你飞了十二个小时,嗓子需要热身。”
“……你还管暖声?”
“我是制作人。制作人什么都管。”
宋亚轩笑了。他在钢琴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跟着《小宇》的旋律轻轻哼唱。声音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有点干,唱了几句之后慢慢打开了。东方玉一边弹一边听,手指在琴键上流转,眼睛没有看宋亚轩,但他的耳朵在。宋亚轩知道他在听,知道他能听出每一个细微的不对——气息浅了、咬字紧了、某个音的位置偏了。但这一次东方玉没有纠正他,只是把旋律弹得更慢了一点,让宋亚轩有更多的时间找到自己的舒适区。
暖声结束之后,玛格丽特到了。她推门进来的时候看到钢琴前一坐一站的两个人,脚步顿了一下。然后她走到调音台后面坐下,戴上监听耳机,用口型对东方玉说:“就是他?”东方玉点了点头。玛格丽特没有再多问,只是对着话筒说:“先来一遍完整的,我听听感觉。”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的正式录制,从下午两点开始。
宋亚轩站在录音隔间里,戴着耳机,面前是防喷罩和电容麦克风。东方玉坐在调音台旁边,面前是监听音箱和推子。两个人之间隔着一面玻璃墙,但宋亚轩抬头就能看到东方玉的眼睛。
前奏进来。钢琴,然后是吉他,然后是轻鼓点。编曲是东方玉一贯的风格——不复杂,但每一层声音都放得恰到好处。宋亚轩闭上眼睛,卡着拍子开口。他的声音和在消防通道里给东方玉打电话的时候不一样——更稳,更亮,更有穿透力。练习生生涯的打磨让他的声线多了一层被训练过的质感,但底色还是那个底色。那个四岁在槐树下唱《虫儿飞》跑调的、后来在《音乐大师课》上唱哭所有人的、在无数次越洋电话里给东方玉唱新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