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真的?”
“火车票已经查好了。十二月二十八号晚上出发,三十号到漠河。极光高发期从十二月持续到二月,正好是跨年。我们在北极村跨年。”
“你把查到的信息念给我听听。”
“南城到哈尔滨,高铁十个小时。哈尔滨到漠河,火车十八个小时。漠河到北极村,大巴三个小时。住宿在北极村的民宿,提前三个月预约,我已经交了订金。极光观测时间——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之间。十二月三十一号跨年夜,极光概率最高。”
沈溪听着他报出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地名。他把这趟旅行规划得像是写一份病例——精确、详尽、没有任何含糊。他大概查了无数个夜晚,把所有能查到的信息都背下来了。
她把手指从他脸颊上移开,放在自己膝盖上。她低下头,肩膀微微发抖。然后她抬起头,对着他的方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眼泪——不是悲伤,是别的。是“你竟然真的攒够了”,是“你还记得”,是“我等的那些时间都值得”。
“极光是什么颜色?”
“绿色。”
“真的没有红色的吗?”
“有。罕见的红色极光。太阳风暴强的时候,氧原子和太阳风粒子在更高的高度碰撞,就会产生红光。绿色的最常见,红色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我们要看到红色的。参宿四的红。”
“好。”他把她的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放在自己手心里。她的手比以前更凉了,但力量比以前更大。
夏天很快过去,大四开学了。陆清野回到省城的医学院,开始学内科学。他在内科教材的扉页上用铅笔画了一张简图——一个圆顶轮廓,旁边架着一台望远镜,圆顶裂缝上面有一颗小小的五角星。他用手指摸了摸那颗星,然后翻开第一章。
十月底,他开始在学校的附属医院见习。轮转的第一个科室是心内科,第二个是呼吸科,第三个是神经内科。在神经内科,他第一次接诊了一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的病人。病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病程已经进入晚期,双眼仅有光感。他坐在诊室里,妻子陪在旁边,手里拿着盲杖。陆清野给他做了详细的病史采集和神经系统查体,然后坐在电脑前写病历。
带教老师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神经内科主任,姓周。他站在陆清野身后看着他的病历,看了一会儿,然后指着“家族史”那一栏。
“你问他家族史了吗?”
“问了。他的祖母有类似病史,但当时没有确诊,以为是普通白内障。他的父亲四十岁开始视力下降,五十岁失明。基因检测结果显示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鉴别诊断呢?”
“需要和Usher综合征、Bardet-Biedl综合征鉴别。他的听力正常,没有多指畸形,没有智力发育异常,所以Usher和Bardet-Biedl基本可以排除。目前临床表现和基因检测结果都指向单纯的视网膜色素变性。”
周主任点了点头,然后问了一个不在病例讨论范围内的问题。
“你对这个病很熟。有原因吗?”
陆清野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
“有一个朋友。她有这个病。从高中开始。”
周主任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拿起病历继续翻。
“你对这个病人的鉴别诊断思路很好。但有一点你忽略了。”
“什么?”
“你没有问他的心理状态。他在家里用什么辅助工具?有没有定期做定向行走训练?有没有参加低视力患者互助小组?你问的是病,但不是病人。病和病人,只差一个字。但只治好病,治不好人。”他把病历放下,推了推眼镜,“你朋友还好吗?”
“她在接受基因治疗。左眼视野比治疗前扩大了百分之三十五。”
“那很好。RPE65?”
“是。周主任您知道这个?”
“我研究视网膜退行性疾病十几年了。”周主任在病历上签了字,然后合上病历夹,“下次你朋友来省城复查,可以带她来我们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最近我们跟美国那边合作了一个新的临床试验,是针对RPE65的升级版载体,安全性更好,效果也更好。如果她符合入组条件,也许对右眼也会有一些帮助。你不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吗?”
陆清野从病历里抬起头。窗外的阳光照在他的白大褂上,把他肩膀上那道被听诊器磨出的印痕照得很清楚。他把手机拿出来,打开沈溪的对话框,打了一行字——“今天遇到了一个神经内科主任,他研究视网膜病十几年。他说省城有一个新的临床试验,针对RPE65的升级版载体,也许对你的右眼也有帮助。”
他打了句号,然后把句号删掉,改成省略号。又把省略号删掉,改成——“我带你来看看。”
发送。
回复来得很快。
“什么时候?”
“下次复查。十二月,正好一起。”
“你安排。”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