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上工,刘光天就体会到了什么叫“苦”。
基建队正在修厂房地基,要挖两米深的地沟。南方的土黏,一镐下去只能刨个小坑。一天下来,他手上磨出了四五个血泡,腰都快直不起来了。
晚上回到工棚,刘光福也累瘫了——装配车间要求站八个小时,他的腿肿得像萝卜。
“哥,我想家……”刘光福趴在床上,声音带著哭腔。
刘光天没说话,给弟弟打来热水泡脚。泡著泡著,他突然说:“光福,你知道我今天看见什么了吗?”
“什么?”
“我看见一个女工,一只手残疾,只能用一只手组装零件。”刘光天说,“她速度不快,但特別认真,一个废品都没有。下班后,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拼,她说她是从农村来的,家里穷,弟弟妹妹等著她寄钱上学。”
刘光福不吭声了。
“咱们有手有脚,年轻力壮,凭什么喊苦?”刘光天说,“王哥给咱们机会,咱们得爭气。”
第二天,兄弟俩咬著牙继续上工。
刘光天在基建队,不光闷头干活,还留心观察。他发现挖地沟用镐效率太低,就跟队长建议:“能不能借台小型挖掘机?我在北京见过,效率比人工高十倍。”
队长苦笑:“哪来的挖掘机?全工地就三台,忙不过来。”
刘光天想起王恪说的“要动脑子”。下班后,他围著那几台挖掘机转悠,看人家怎么操作。第三天,他找到队长:“我观察了,挖掘机晚上是不用的。咱们能不能跟开挖掘机的师傅商量商量,晚上借咱们用两小时?咱们给他买包烟,再说点好话。”
队长眼睛一亮:“你小子行啊!我去试试!”
果然,一包“大前门”加上几句“师傅辛苦”,挖掘机师傅同意了。基建队晚上加班两小时,用挖掘机挖地沟,效率提高了五倍。
这件事传到了王恪耳朵里。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月底发工资时,刘光天多拿了五块钱奖金——上面写著“合理化建议奖”。
刘光天捏著那五块钱,手在抖。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因为“动脑子”而获得的奖励。
刘光福在装配车间也不甘落后。他发现有个工序特別慢——往电路板上插元件,工人要用镊子一个个夹,费时费力。他想起在北京时,见过阎解成用自製的工具,就琢磨著能不能也做一个。
下班后,他捡了几个废料,在工棚里鼓捣。用铁丝弯了个小架子,前面夹个夹子,一试——嘿,能一次夹起三个元件!
他把这个“土工具”带到车间,教工友们用。果然,效率提高了不少。
车间主任特意表扬了他,也给了五块钱奖金。
兄弟俩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抱在一起哭了。
刘光天:基本工资三十块,加班费八块,奖金五块,共计四十三块。
刘光福:基本工资三十块,加班费六块,奖金五块,共计四十一块。
八十四块钱!在北京,这是父亲刘海中小两个月的工资!
他们去邮局,给母亲寄了五十块。在匯款单附言栏里,刘光天歪歪扭扭地写:“妈,我们很好,钱先用著。下月再寄。”
走出邮局,刘光福问:“哥,不给爸写封信吗?”
刘光天想了想:“写。但要等咱们真正混出人样来再写。”
日子一天天过去,兄弟俩渐渐適应了特区的生活。
刘光天在基建队干得好,被提拔为小组长,手下管著十个人。他学会了看图纸,学会了调度工人,甚至还学会了简单的粤语——至少买菜时能討价还价了。
刘光福在装配车间成了技术骨干,他做的那个“土工具”被车间推广,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香港来的工程师看到后,直夸他有创意。
每个月,他们都给王恪写信。不是匯报成绩,而是说真话——
“王哥,食堂的菜最近油少了,工人们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