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是一片巨大的工地。推土机、挖掘机轰鸣著,工人们穿梭如蚁。远处,简易的工棚连成片;更远处,海面上有轮船在装卸货物。
这里和北京完全不同——没有四合院的青砖灰瓦,没有胡同的静謐安逸,只有喧囂、尘土和一种蓬勃的、几乎要喷涌而出的力量。
“请问……”刘光天拦住一个路过的工人,“明远电子厂怎么走?”
工人指著东边:“看见那排蓝色屋顶的厂房没?那就是。不过你们找谁?现在不是招工时间。”
“我们找王恪,王哥。”
工人愣了一下,重新打量他们:“找王顾问?你们是他什么人?”
“我们是……是他弟弟。”刘光天撒了个谎。
“跟我来吧。”工人的態度客气了许多。
明远电子厂还在建设中,但部分车间已经投產。流水线上,工人们正在组装计算器,动作熟练。车间里贴著標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兄弟俩看得眼花繚乱。
王恪正在车间里跟一个香港工程师討论问题,背对著门口。他穿著和工人一样的工装,满手油污,正在图纸上比划著名什么。
带路的工人喊了一声:“王顾问,有人找您。”
王恪回过头,看到刘光天兄弟时,明显愣住了。几秒钟后,他笑了:“光天?光福?你们怎么来了?”
这一笑,兄弟俩所有的忐忑都消失了。
“王哥……”刘光天的声音有点哽咽,“我们……我们来找您。”
王恪跟工程师交代了几句,带著兄弟俩走出车间,来到工地旁边的一个简易工棚。那是他的临时办公室,除了一张桌子、几张凳子,就是堆成山的图纸和文件。
“坐。”王恪给他们倒了水,“怎么想到来这儿了?家里知道吗?”
兄弟俩低下头。刘光天把情况说了,从阎解成升官说到自己在家受憋屈,最后说到偷跑出来。
王恪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你们俩,能吃苦吗?”他问。
“能!”兄弟俩异口同声。
“工地上的苦,跟在家受气不一样。”王恪说,“这儿早上六点上工,晚上经常加班。住工棚,吃大锅饭,没有节假日。工资嘛……第一个月试用期,三十块。干得好转正,四十五块,干得特別好还有奖金。”
三十块!兄弟俩眼睛亮了。在北京,他们糊纸盒一个月才二十四块。
“我们干!”刘光天斩钉截铁。
王恪看著他们,点点头:“行,那你们留下。不过有几点要说清楚:第一,在这儿没人知道你们是我弟弟,你们就是普通工人,一切按规矩来;第二,要学技术,不能光卖力气;第三,”他顿了顿,“每个月给我写封信,说说工地上的情况——工人有什么想法,食堂饭菜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
刘光福没听懂:“王哥,您不是在这儿吗?还问我们干啥?”
刘光天却明白了:“王哥是想知道底下工人的真实情况?”
“对。”王恪笑了,“光天聪明。我整天跟工程师、干部打交道,听不到最基层的声音。你们来了,就当我的眼睛和耳朵。”
兄弟俩这才明白何雨柱说的“成为耳目”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定好好干!”两人再次保证。
王恪叫来人事科的人,安排兄弟俩入职。刘光天被分到基建队,刘光福去了电子厂装配车间。
住的地方是集体工棚,二十个人一间,上下铺。工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广东的、湖南的、四川的……说话南腔北调,但都热情。
“新来的?北京的?哎哟,首都人民也来建设特区啊!”一个四川小伙笑著说,“我叫张建国,重庆的。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