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王恪感受到了微妙的变化。
以前,他去找杨厂长匯报工作,可以直接进办公室,杨厂长会放下手头的事,认真听他说。现在去找李厂长,要先通过秘书,要等,要排队。
以前,研究所申请经费、设备,杨厂长一般都会批准。现在,同样的申请到了李厂长那里,会被问得更细,会被要求“再研究研究”。
以前,厂里开会討论技术问题,王恪的意见往往会被重视。现在,李厂长更愿意听生產科、计划科的意见,技术问题被放在“次要”位置。
但王恪並不著急。
他知道,权力交接需要过程,新领导確立权威也需要时间。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红星牌”工具机的批量生產没有停。试製车间里,二十台工具机的零部件正在同时加工。王恪每天都要去车间,检查进度,解决技术问题。
第二代工具机的设计也在继续。根据第一代的使用反馈,他们改进了几个设计:主轴转速提高到1200转分,增加了快速移动功能,操作手柄进一步优化。
自动化研究室,赵静书每周六准时来上课。年轻人学得很认真,已经能看懂简单的控制电路图,能设计基本的逻辑程序。
材料研究室,刘铁柱的调动手续终於办完了,正式到研究所上班。他一来就投入工作,开始研究新型刀具涂层技术。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渐渐地,李厂长也意识到了研究所的价值。
有一次,厂里接了一批急活,要加工一批精密齿轮。加工精度要求高,厂里现有的工具机达不到。生產科找到李厂长,说要么外协,要么推掉。
外协要花钱,推掉影响信誉。李厂长正为难,王恪来了。
“李厂长,用咱们的『红星牌工具机试试?”王恪说,“新工具机的精度比老工具机高一个等级,应该能达到要求。”
“有把握吗?”李厂长问。
“可以先试做几个。”王恪说。
结果试做很成功,齿轮精度全部合格。那批急活顺利完成了,客户很满意。
李厂长专门把王恪叫到办公室:“王恪同志,这次多亏了你们研究所。新工具机的性能,確实不错。”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王恪说。
“以后厂里有技术难题,还得靠你们。”李厂长的態度明显热情多了。
这件事之后,李厂长对研究所的看法开始改变。他意识到,技术创新不是“虚”的,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是能带来效益的。
九月底,杨厂长正式离任。
厂里开了欢送会,简朴而隆重。杨厂长在讲话中,特別提到了技术创新:“……咱们厂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全体职工的努力,也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推动。希望同志们继续发扬敢闯敢干的精神,把红星厂建设得更好!”
掌声中,王恪看到杨厂长的目光投向他,微微点头。
他知道,那是一种託付,也是一种期待。
欢送会结束后,王恪送杨厂长到厂门口。车子已经等在路边了。
“王恪同志,我就送到这儿了。”杨厂长握住他的手,“到了工业局,我会继续关注你们。有什么需要,隨时联繫。”
“杨局长,谢谢您。”王恪说。
“不用谢。”杨厂长笑了笑,“好好干。我看好你。”
车子开走了,消失在街道尽头。
王恪站在厂门口,看著车子远去的方向,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但无论时代怎么变,有些东西不会变——对技术的追求,对创新的渴望,对这个国家工业发展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