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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4页）

被俘的三郎心里充满恐惧。想到当年他们那场几天杀死几十万人的屠城暴行，他就毛骨悚然，夜不能寐。他以为中国军队会以牙还牙，像他们当年架着机关枪射杀老百姓那样，把他们赶到一个坑里统统射死。他想到日本国内温顺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他想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可怜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要失去父亲了！

然而事情的结果却出乎他的预料。一个平端着大枪的中国军官对俘虏们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在1937年的那场大屠杀里从死尸堆下面爬出来的人！我们那个团那一次被你们集体俘虏，你们把我们赶到江边码头架着机关枪扫射。战友的尸体一个接一个压在我身上，流出来的鲜血把我从头到脚都浸透了！这样你们误以为我也是一具尸体，我才侥幸躲过屠杀。逃出来之后我曾经发誓报仇，有一天也让你们尝尝集体被射杀的滋味。”他说到这里泪流满面。“可是我们的上司下了命令，要求我们以德报怨。今天暂且饶你们一命。但是你们要记住，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笔血债，你们是欠着我们的，永生永世都欠着我们！”说完之后他扔下自己的枪，却又忍不住抱头大哭。

田中三郎被震惊了。绝望中的获生使他百感交集，他同样激动得热泪盈眶。泪水洗涤着他的心灵，忏悔之意开始在他心里萌生。反思这场战争的意义，他认为日本不仅在战场上输给了中国，在道义和道德上也输得干干净净。回到家乡，一手搂着他的妻子，一手抱着他的儿子，他真是从心底深处感谢宽容大度的中国人民。他想要赎罪，决心一辈子为促成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努力。

一年又一年的反思使他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在家乡时曾是很善良的人，却在战场上变得如此野蛮？是什么促使他们犯下那样的罪孽？他的答案是：他那一代人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太深。他曾经对侄女清子说过这么一句话：“军国主义把人当作一种战争中可利用的资源，视战士的生命如鸿毛。既然本国士兵的生命都不足挂齿，那么敌对国人民的生命就更不值一提了。所以我们才会在中国随意杀人，没有丝毫良心的谴责。”

进入八十年代，田中三郎已经老了，他意识到自己余日不多了，于是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把那场战争的真相讲出来。七十岁的老人常常形单影只地出现在东京街头，以一个侵华老兵的身份向遇见的中国人谢罪，并且述那场惨绝人寰的屠城真相。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50周年的时候，他还联合几位老兵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对公众讲述那一段可怕的事实。他不止一次地自费到中国，接受各国记者的采访，烧香祭拜亡灵。在参观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他双手合十，长跪不起，泣不成声……

清子说到这里，同样地有点泣不成声。她扭过脸，用纸巾擦着眼睛。

林仲达这时候才明白清子为什么会选了这个角落里的地方，她是不愿意让不相干的人看见她的激动。

“真是对不起，我今天失态了。”她不好意思地看看林仲达，鼻腔里嗡嗡的，平常苍白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泛出两朵红晕，涂过眼影的地方被泪水濡湿，眼圈四周就染上了一层浅黑，使眼睛看上去变得大了，也生动了。

“我不是无缘无故丢下工作来帮我伯父做这件事的。”她对林仲达说，“伯父已经八十多岁，他身边除了我之外已经没有一个亲人。我想要帮他实现心里的愿望，让他有一天升上天国的时候，能够带着一颗纯净的灵魂。”

“你是个好女人。善良的人。”林仲达说。停了一会儿，他又抬眼望着清子：“我会尽我所能地帮你。”

“是帮他。”清子小声纠正。

“好吧。”林仲达轻轻地笑笑。“不管什么目的，结果只有一个：打赢官司，让山本承认事实。”

他把清子小姐送回房间的时候，心里忽然闪过一个疑问：这样一个优雅的、贤淑的、善解人意的知识女性，她为什么从未结过婚？……

城市的晚报真是一样好东西，它总是能把芝麻绿豆的消息弄得家喻户晓。一天傍晚，资料馆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打到小蔡那个办公室的，小蔡听了电话激动得大喊大叫，冲出门直奔林仲达的办公室，边跑边喊：“馆长！馆长！有物证了！我们找到物证了！”

林仲达忙不迭地冲出来，迎着小蔡问：“有了吗？真有了吗？”

老李头、于大姐都跟着跑出来，一齐拥到小蔡那里，听林仲达接那个电话。

打电话的是个小姑娘，听声音也就是十四五岁的样子，她一口肯定那个被扔进池塘的人是她太爷爷的大哥，她说她小时候听太爷爷讲过不知多少遍了，太爷爷还藏有那只装人的邮政包。

林仲达浑身的汗毛一激灵：“邮政包？真的有那只包？”

小姑娘很不高兴：“你以为我会骗你吗？我都跟我们老师说了，老师说这事太重要太重要了，老师要我立刻给你们打电话。”

林仲达激动得语无伦次：“啊，谢谢你，小姑娘谢谢你，我们能见见你太爷爷吗？能见吗能见吗？”

小姑娘略带矜持地说：“当然可以。”

她把家里的地址和门牌号告诉了林仲达，还一再嘱咐他说话要大声，因为太爷爷实在很老了。

放下电话，林仲达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才发现刚才因为紧张，竟出了一身透汗，衣领处湿漉漉的难受。

第二天上午九点，林仲达准时来到古都大酒店门前。清子小姐已经站在人行道上等他了。清子打扮得非常庄重，穿一身深藏青的西服裙装，脖颈处翻出雪白的衣领，头发吹卷得恰到好处，脸上还化了一点淡淡的妆，活像要去参加什么国家元首的接见。林仲达注意到她手里拎着一只结实的皮箱，他记得从火车站接她过来的时候没有这件行李，大概昨天听说有邮政包这件重要物证，特地去商店买了来用的。林仲达不由得佩服清子的细心和郑重，他想这就是日本女人的可爱之处。

“你来了！真是添麻烦了！”清子双手握住皮箱的拎手，照例朝林仲达深深地弯下腰去。

他赶紧侧转身，装做招呼出租汽车，没有看见她的礼貌举动。在陪同清子的这些天里，他对她的多礼总是感到尴尬——回报以弯腰鞠躬吧，他做不来，心里别扭；不做出一点反应吧，又显出中国男人太不绅士似的。所以他干脆来个“顾左右而言他”，装没看见。

出租车在平安门一带左绕右拐，一路上问了好几个人，总算在一片半城区半郊县的民房中找到了陌生老人的家。林仲达下了车，一看眼前这片房子的破旧程度，就知道这是属于即将要被拆迁的类型。好像报纸上提到过，新规划的一条高速公路将从平安门穿过。林仲达庆幸地想，好在来得早，要真是拆迁，谁知道古年八代的一条邮政包会不会被人随手扔掉了呢？

清子很紧张，跟在林仲达后面迈着急促的小碎步，一边用日本话喃喃自语：“能行吗？能行吗？”

林仲达转过身，笑笑地将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个暗示。清子“啊”地一声，醒悟到自己不经意间差点儿又暴露身份，脸一红，抬手捂在嘴上，活像个犯错误的小姑娘。

昨天在电话里已经跟小姑娘联系好了上门拜访的事，所以今天老人的儿子（也就是小姑娘的爷爷）特地在家里等待他们。他自我介绍说叫马有财，从前当工人，早几年就退休了。他伸出胳膊挥了挥：“六十三岁！不像吧！我们一家都长寿！我那个大伯，要不是死得那么惨，到今年就九十整了！”

他说着进里屋，扶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就是我父亲，马二喜。”他把嘴巴贴近老人的耳朵，大声说：“这是人家大屠杀资料馆的两个同志，来找你问个事！”

老人没听懂“资料馆”几个字，有点茫然地望着林仲达：“是报馆的？做记者的？”

马有财对林仲达歪了歪头，又笑笑，表示老父亲的听力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