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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美国(第5页)

又一辆地铁到站了。这一次下车的人要多一些。黑人手上的小木槌像舞蹈家那样飞舞起来。只见他嘴唇一颤,一支歌就飘出来。每唱一句,黑人就重重地换一口气。听上去却不像是在叹息。不清楚这是否是纽约正在流行的唱法,或者是黑人自己的独创。下车的人很快钻进了出站口,谁也没有停下脚步。一曲唱完,黑人用他特有的眼神忧伤地看着我。我再次掏出钱包。这一次,我给了他五美元。黑人没有说谢谢。

我转身离去,上了几步台阶,身后又响起那黑人的歌声。

很深情,也很揪心。

艺术永远是人类的良心,哪怕在肮脏龌龊的地方也不例外。

我相信自己碰上的正是那类流浪纽约的艺术家。直到现在,我还在想着那个敲铁皮鼓的黑人,他会不会在某一天成为第二个迈克尔·杰克逊,会不会在时代广场竖起自己的巨幅广告画像。

之七:可爱

做小生意美国人不如中国人。但在对经济规律的理解与应用上,美国人处在绝对领先的地位。

二战结束后,战胜国们商量着成立了一个处理世界事务的联合国。洛克菲勒家族闻讯马上在纽约买下一块地皮,无条件地捐赠给联合国。在买下送给联合国的地皮的同时,洛克菲勒家族还将与这块地皮毗连的地皮全部买下来。联合国大楼建起来后,四周的地价立即飙升起来。洛克菲勒家族送给联合国的地皮时价为八百七十万美金。这八百七十万的捐赠,回报给洛克菲勒家族的却是不知多少个八百七十万。

据说,美国人平均每十年就要搬一次家,平均每三年就要换一台汽车,平均每半年就要出外旅行一次。

做这些事的目的,无外乎是让自己真正成为自己金钱的主人。这是典型的美国逻辑。不这样,金钱的主人就难以断定。

在底特律机场,我们碰到三个都是八十多岁的美国老人。老人们腿脚已经非常不方便,说话时语音含糊不清,听力也不好,看上去生命力已经很脆弱。老人们还是不想放弃曾经给自己带来许多快乐的习性。他们中的两个要到洛杉矶去参加一个例行的聚会,另一个是来送行的。我们这群人中,有人用汉语说,这么大年纪,又没有年轻人陪伴,真是找罪受。虽然老人们很乐意我们对他们的帮助,但是看不出他们有如果无人帮助就会放弃的念头。

美国老人们的生活方式让我想起尚在故乡的老父亲。老父亲是离休干部。因为县里财政支出困难,这些年政府应该付给他的离休工资,总是有一拨没一拨。在电话里同他说起这些事时,我曾劝他先将银行里的积蓄取出来花了,别难为自己。说了两次,他就生起气来,天远地远地在电话里质问:难道我就不能给儿女孙辈们留点遗产!我想对他说,我们并不缺他的那点遗产。这些话断断不能对老父亲说。记得小的时候,一个同伴的母亲无钱治病,在**躺了一年多。临去世时,她用最后一点力气从枕头里抠出五块钱,塞到大女儿的手上,让她在出嫁时为自己买些花布,做几件衣服。给儿女们留点遗产是中国老人最后的快乐。

不知什么时候老父亲他们,也能像美国老人一样,让钱这东西真正为自己所享乐。

当冬天来临时,拉斯维加斯的美国沙漠,就会用上两三个月的时间接待来自中部和东部的老人。成千上万躲避寒冷的老人从居家的地方,开着汽车,拖着一间活动房子,千里迢迢会聚在冬日温暖的阳光下,享受着每一分养老金所带来的生存品质。

美国人其实并非像有些说法里那样贪得无厌。

纽约是世界上地价最昂贵的地区之一,位于纽约中心的时代广场一带,想买块地皮或一座楼,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时代广场一带明星云集,像迈克尔·杰克逊这样虽然红遍世界却出道稍晚的黑人歌手,也只能将手中的金钱,大把大把地撒在附近的饭店里,长期包下一两套客房,勉强安身。寸土寸金的时代广场中心路口上,有一座全纽约最小的警察局,如何小,不好将美国的东西来做比较,也就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东头的那座公共厕所。小小的警察局趴在时代广场四周的高楼脚下,一副另类模样。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地产商打过它的主意,纽约的警察却不为金钱所动。依然年复年,月复月地荫蔽着十来个警察,毫不在意只要一转念头就可获得的暴利。

我们在美国旅行的尽头是尼亚加拉瀑布。

大瀑布由美国和加拿大共有。瀑布的两端各有一座尼亚加拉市。当年,美国的投资者拿着支票簿,来到属于美国的尼亚加拉市,打算进行旅游设施投资。美国的尼亚加拉人断然拒绝了黄金的**,他们不想让外来者打扰自己安宁的生活,也不想要太多的金钱。结果,所有的投资者都跑到对岸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市去了。又结果,两个尼亚加拉市,一到夜里就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世界。一方让瀑布的声响听起来如诗的经典,一方让瀑布的画面看上去像是流金淌银。

此类故事,基本上只会发生在美国。

在中国本土,这样的拒绝简直就应了北京城里流行的新词:二百四十九——比二百五还差一点。前几年,上海将市政府大楼整个卖了,北京将王府井切块卖了。稍后几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老厂卖了。都卖了好价钱,都有完全站得住的理由。

我琢磨了好久后,才有了自己的结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单纯富裕并不难,难的是富足。在富裕与富足之间,相隔一座精神的炼狱。富足是人间极乐。富裕不是。富裕只是表示物质的数量由小趋大。前几年,中国本土上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常常用自嘲的口吻说一句自诩的话:我穷得只剩下人民币了!这是典型的富人语言。一个富足者是不会这样说的。如果是在纽约,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会在早上起来,穿上一身休闲衣裳,一路小跑着来到NBC电视台四台楼下的窗外。五点钟时,他会同许多人一道冲着从窗口伸出来的摄像机,惬意地笑着。当摄像机的镜头从眼前摇过时,他会深情地说一声:美国你好!几分钟后,摄像机消失在窗口,跟着敞开的窗户也关上了。他会随着人群的散开,顺着原路回到家里,听着朋友不停地打来电话,说是在五点钟的新闻节目里看到了他。当朋友们的电话都打完后,这个居住在纽约的美国人,就会从车库里开出自己的汽车,去一个地方为一笔税务警察并不知晓的收入缴纳所得税。

富足会让人变得天真可爱,并给他人带来快乐。所以富足不是一个人的事。

只有富足的美国才能做到,让西点军校同好莱坞影城一起闻名于世。

之八:自由不是免费的

华盛顿市内与越战纪念碑毗连的是韩战纪念碑。韩战纪念碑是前两年才修的,比越战纪念碑晚了二十多年。

碑上刻着一句平常而深刻的话。

陪同的导游是香港人,他将碑上的话翻译成:自由不是免费的!

我们听着有些别扭,想了一会才明白,按照通常的习惯,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

天下着雨,那些雕塑的美国士兵样子有些疲惫。四周活灵活现的美国人一个个都很年轻。活在世上的美国年轻人,脸上洋溢着富足带给他们的快乐。

作为当年敌对国的公民,我们站在一旁品味着纪念碑上的那句话,心里有一种难言的滋味。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相距不到百米的越战纪念碑前,冷清得只有一对少年男女。我们走到那半截埋在地下的黑色大理石碑刻前,女孩正惊喜地指着碑刻上的一个名字,唤着那个男孩。假如此时女孩哭泣起来,我们也许还不会感动。让我们感动的原因是女孩站在那个刚刚发现的名字下面,微笑着让男孩给她照了一张相。女孩甜蜜的笑容与森严的碑刻形成的对照,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起来。我突然明白,再深的苦难也是会被后人遗忘的。本来只是为了纪念越战与韩战,但在后来者眼里,除了历史,它还是一种建筑之美。在这一点上,越战纪念碑早被美国的年轻人看过多次,所以他们将现在的兴趣都给了新修的韩战纪念碑。

有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卡斯特。如今在西点军校校园里,有他骑在马上的青铜像。卡斯特用他的一生,做了典型的美国人。他因学业不好,曾以西点军校当届毕业生的最后一名离校,但在美国内战中,二十三岁时便做了少将。内战结束后,军队缩减,卡斯特虽然由少将降为中校,却是后来驰名世界的第七骑兵团的创建者和首任团长。卡斯特的闻名还在于他带领的骑兵团,于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在蒙大拿州的大小角打了美国本土上的最后一战。那一战以被卡斯特的第七骑兵团追杀的印第安人的大胜而结束。卡斯特和其亲自率领的一支两百多人的骑兵队在印第安人的刀箭下全军覆灭。卡斯特的属下悉数被剥去衣服,割下头皮,砍掉手脚。卡斯特本人还是受到印第安人的尊重,保住了头皮和手脚,留得全尸在草地上。死去的卡斯特成了美国的象征。不过,卡斯特不像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哪怕一百代过去,也依旧是英雄。卡斯特的英名在越战爆发后,一下就成了种族歧视者,成了残忍的恶棍。

香港导游对韩战纪念碑碑文的翻译,更接近美国人雕刻出这话的原意。

在爱国的名义下,美国人也要考虑得到的利益是否合算。因此爱国也是有报偿的。

这就是卡斯特死后,美国政府为什么会放弃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从而实现全国和解的原因。

美国本土上的和平持续了一百二十四年。但是,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会遇上什么样的对手。他们的准备是以公民接受起来容易,理解起来也容易的方式进行的:一个普通的森林消防队员在执行公务时牺牲了,政府会在五十个州降半旗致哀;非洲的什么地方发生部落间的仇杀,美国国防部会派最现代化的军舰去转移本国的公民;新加坡司法机构要对一个违法的美国青年施以鞭刑时,美国总统会亲自出面为其求情。美国政府和国会每时每刻都在告诉自己的公民,他们会动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来保护每一个普通公民,不使每一个公民受到来自外部的欺侮。那些坐在黄色的校车里的孩子,在看见总统车队为自己让道时,不用别人再多说什么,他们就知道只有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总统不是。

美国的法律能确切地保证,军人为国家做了他该做的一切后,他能得到回报。这种回报的多少,也是每一个人都能计算出来的。譬如指挥多国部队对伊拉克作战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就曾计算好了,如果他在师长的任职上干了三年而得不到提升,他就得退役,并一次拿到一百多万美元的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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