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现在的移民屯垦行动,是完全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所有关内移民,在登州或者淮北的海州一带上船之前,都是已经经过隔离过滤和按户编组过的。
姓甚名谁,年龄大小,出身何处,家口几人,过往做何营生,是否识文断字等等,这些基本情况,都是经过登统计的,也都是向总管后方军务处报备过的。
包括登船后到哪靠岸,靠岸后分配到哪个地方落脚,落脚后是做工还是垦荒,垦荒后后是编入军户还是列为民户等等,每一步都要有文字记录,都是要存档备查的。
这么做的好处是有效确保了整个移民安置过程是可管可控的,至少可以确保将那些感染瘟疫的病患,隔绝在整个移民体系之外。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这几年来,不管关内或者京畿地区的疙瘩瘟此起彼伏有多么严重,杨振麾下各路人马的控制区内,始终安安稳稳,没有出现严重问题。
同时也保证了辗转安顿下来的关内移民能够安居乐业,保证了各路辖区内的垦荒规模持续不断扩大,粮食产量持续不断增加。
也是因为做到了这些,杨振才能够持续不断的对外用兵。
所以,对杨振来说,保持自己大后方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
眼下,一旦要是放开了民间海运,允许各种民船载人渡海,在旅顺口或者营口城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登陆上岸,那么登莱镇、金海镇原来的各种管控措施就将不攻自破。
一方面,人口户籍与屯田数量在短时间内将会陷入混乱,私耕乱垦的情况在短时间内也会难以统计,难以纳入管理。
如此一来,对哪些人征兵,对哪些人征粮,很快就会变成一本烂账,本来井然有序的局面,就会被打破,治理成本将直线上升。
另一方面,关内流行的疙瘩瘟等瘟疫,也将变得防不胜防,而瘟疫一旦跟着民船流入金海镇,然后进入辽南、辽东,那问题可就更加严重了。
也就是说,眼下开放民船经营海运所带来的那些便利,或者人口红利,根本抵消不了瘟疫传入造成的巨大风险。
当然了,杨振也想过有限度的开放民船,比如规定民船航线的起点与终点,或者先行开放辽河、浑河、太子河等辽南地区的内河航运,等等。
但是时至今日,这些相对比较繁琐的事情,不该再由他本人来亲自筹划处理了。
毕竟以现在辽东、金海、登莱三镇军民事务之繁琐,若他还是像几年前创业之初那样事必躬亲,真能把他累死。
所以,他干脆不置可否,直接将此事推给了自己麾下为数不多的文官之一陈新第去考虑处理。
一来,陈新第担着其幕府咨议参军的名头,又在关内当过知州,处理庶务民政,本来就是分内之事。
二来,杨振也需要时间看一看吕品奇的想法里面到底有没有私心,或者有多少私心,而这也决定着在接下来的大事方面如何使用他。
再一个,他也想再看看陈新第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他处理得当,今后就可以放心让他挑起更大的担子。
如今,在杨振的治下,诸如煤矿开采、钢铁冶炼,船舶制造、水泥生产等产业,包括它们的上下游产业,都控制在总镇府或者说代表总镇府的总管后方军务处手里。
也就是说,这些产业目前都属于官办产业。
对于来自后世的杨振来说,这些官办产业固然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特别是战争时期,但是将来天下太平以后,这些官办产业的弊端,就会日渐显露出来。
在杨振对于未来的设想里,等到天下太平以后,除了最核心的军工生产之外,现在由征东军和金海镇垄断的这些官办产业,都是要向民间开放的。
海运和内河航运更是如此。
只不过现在时机不对,还不到开放的时候罢了。
当然了,这些事情目前也并未牵扯到杨振一方的核心战略,所以完全可以放一放,等待将来再好好处理。
现在在杨振心中相对比较紧迫的事情,除了这次趁着人事调整补缺的机会,将二鞑子降将扎堆的盛京新附军打散分派出去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重新考虑自己麾下所有兵马的统一整编问题了。
天下大变在即,而他自己麾下人马的编制、指挥并不统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混乱。
杨振一人之下,现在既有登莱镇、金海镇这样的镇下分路管辖的指挥管理体系,也有征东军各军总兵府直管各自驻地军民的指挥管理体系。
除此之外,还有不属于登莱、金海二镇,也不属于征东军各军总兵府的杨振直属团营的指挥管理体系,比如海外的镇倭团营,包括盛京新附军,就是如此。
当然了,也有像玄菟东路、西路、北路和黑水东路、西路、南路、北路这样的,既不属于金海、登莱二镇,也不属于征东军各军的六路总兵府建制序列。
与此相应的是,如此广袤的地域,也很难全部归入到新的辽东镇下辖区域之内。
在平辽成功之后,根据朝廷旨意,名义上恢复设置的辽东镇,现在只是一个虚名,但是虚名之下并无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