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梧桐树从绿变黄又从黄变秃,她不知道那棵树是什么时候秃的。
她只知道每天练琴四小时,每周三下午去老师家回课,回课时必须穿那件白色蓬蓬裙——裙摆有三层纱,最外层缝着珍珠串成的蝴蝶结,每一颗珍珠都是母亲亲手缝上去的。
母亲说这件裙子是她最体面的衣服,体面的孩子才能在评委面前抬起头。
她抬起头,评委席上没有人看她。
他们看的是她的手型、指法、踏板、音准。
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是一道被拆解成若干评分项的数字。
那天她弹错了。
错的是那处老师反复说过的地方——右手三指应该从黑键外侧滑过去,她的指腹压得太用力,把本该轻盈的过渡音弹成了重音,像一根针掉进玻璃杯里,刺耳得不需要任何音乐训练就能听出来。
老师没有骂她。
老师只是沉默着把琴谱合上,推了推眼镜,在回课本上写了一行字。
母亲接过回课本时下巴轻轻绷了一下,那道绷紧的弧度小女孩太熟悉了——不生气,不失望,只是绷紧,然后松开,然后扣上回课本的封面,对老师说“下周再约时间”。
她从琴凳上滑下来,膝盖在琴凳边缘蹭了一下,没出血,只是蹭掉了一小块皮。
她想低头看看膝盖,母亲已经牵着她往外走了。
母亲的手干燥而凉,攥她手腕的力道恰好控制在不会疼但绝对挣不开的临界点。
母亲没有提弹错的事,没有批评,没有叹气,甚至没有沉默——她在走出老师家单元门的下一秒就开始跟保姆交代晚餐的菜单和明天的日程,语气和平时一模一样。
小女孩走在母亲和保姆之间,低着头,看自己的鞋尖。
那双皮鞋是上个月买的,漆皮亮得能照出她的下巴,但鞋底硬得磨脚后跟,每走一步后脚跟就在鞋帮上蹭一下。
她的眼泪在眼眶里转,她不肯让它掉下来,因为掉下来也没人看——母亲走在前面打电话,保姆走在后面拎琴谱,她在中间,像一个被夹在两道工序之间的半成品。
穿过小区花园的时候母亲终于放开了她的手,对保姆说了句“你带她抄近路回去,我去趟物业”。
然后转身走了,高跟鞋敲在石板路上的声音又快又脆,没有回头。
保姆牵着她拐进那条她从未走过的小路。
路面是碎砖铺的,缝隙里长着枯黄的狗尾巴草。
空气里飘着一股陈旧铁锈的气味,混着雨后泥土特有的潮湿腥甜。
她低着头数鞋尖上的漆皮反光——一步,两步,三步。
眼泪还在眼眶里转。
然后她听见了。
“哐——!”
她抬起头。
隔着十几米,废弃车棚的铁栅栏前站着一个男孩。
他穿着深蓝色短袖,领口松垮垮地歪着,露出肩膀下一小截晒得黝黑的皮肤。
他的手臂细得像两根树枝,肩胛骨从T恤布料下凸出来,整个人瘦得让人担心一阵风能把他吹倒。
他背对着她,她看不见他的脸。
她只看见他手里握着一块红砖——那种最普通的、砌墙用的红砖,边缘粗糙,比他两只手掌加起来还大。
他正在砸锁。
“哐——!”
第二下。
铁锁剧烈地颤了颤,砖头和金属相撞的声音又闷又重,在空旷的黄昏里炸开,像一颗石头砸进死水里。
小女孩整个人跟着那声巨响抖了一下——不是害怕,是某种她说不清的东西从那个声音里直接撞进了她的胸口。
她停住了。
保姆扯她,力道不重,但足够催促一个七岁小孩踉跄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