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次她没有蹲下来哭。
她站在原地,把戒指盒打开。
里面的戒指还在,铂金戒圈在街灯下闪着细碎的光芒,内圈上“阿楠”两个字清晰可见。
她看了很久,然后合上盒子,把它放进了风衣内侧口袋里——贴身的那个位置,刚好在心跳的上方。
海风还在吹,浪花还在拍打着礁石。
她站在海堤上,看着那片越来越暗的海,直到夜色完全吞没了赤柱。
月亮从海平线上升起来,在海面上铺了一条银白色的光路。
她转身往回走。马丁靴踩在砂石地面上,一步一步,走得很稳。
回到西环唐楼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到了半空,把整条窄巷照得一片银白。
铁门还是那道铁门,楼梯还是那条楼梯,天花板的裂缝还是那条裂缝。
窗台上那盆绿萝又冒了一片新叶,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绿光,藤蔓已经垂到了窗台下面的墙壁上。
她看着那片新叶,伸手摸了摸它柔嫩的叶尖,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戒指盒,放在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里。
旁边是父母的老照片——父亲穿着警服,母亲依偎在他身边,两个人的笑容定格在许多年前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
警校毕业证书上她的名字被烫金的字体压得工工整整。
两张黄色便条折得四四方方,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食晒佢”和“今晚八点,老地方,我有嘢同你讲”。
她把戒指盒放在它们中间,关上抽屉。
然后她换上睡衣,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以前那条裂缝看起来像一道永远合不拢的伤口。
现在还是一道裂缝,但它被月光照得发白,看起来更像一条路——一条不知道通往哪里、但她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走上去的路。
那一夜她睡着了。这三周来第一次,没有在凌晨惊醒,没有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她照常六点半起床,在天台上做了二十分钟体能训练。
冲凉,换好衬衫和长裤,把头发扎成马尾。
七点二十分准时出现在茶餐厅,坐在靠门口的老位置。
伙计把冻鸳鸯端上来,她喝了一口,然后像往常一样往门口看了一眼。
没有黑色奔驰。
她知道不会有了。
但她也知道,那个人还在这世界上某个角落,等着她。
也许他正在某个不知名的海岛上,赤着脚踩在沙滩上,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的烟,看着南中国海上的日出。
也许他正开着一辆旧本田,驶过一条不知名的沿海公路,收音机里放着张学友的《分手总要在雨天》。
也许他正低头看着手腕上那块被他摘下来的钢表留下的浅色印记,想起香港的赤柱海边上,有一个女人对他说“我系差人”,然后踮起脚吻了他的嘴角。
而她在这里,继续做那个他十六岁时第一眼就爱上的“不良”——只不过现在,她不再需要伪装了。
她是一个警察。
她是一个爱过的女人。
这两个身份不再撕裂她,而是在同一颗心里找到了各自的角落。
出门前,她打开那个抽屉,看了戒指盒一眼。没有打开,只是看了一眼。然后关上抽屉,拿起警员证和配枪。
铁门打开的声响在楼道里回荡。
晨光从巷口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她迈出铁门,走进了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