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一个月,他调整了作息。六点起床改成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回寝室改成十一点回寝室。他把微生物学的课本重新看了一遍,每一章都做了详细的思维导图,把所有细菌的分类和特征做成了表格,打印出来贴在床头。他把历年的考题找出来,一道一道地做,做错的题抄在本子上,反复看直到滚瓜烂熟。
那时候他没有智能手机,用的是一部老款的翻盖手机。他把手机里的游戏删了,把壁纸换成了一张微生物学的重点总结,每次打开手机,他就看一眼。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那天,他挤在公告栏前面,从密密麻麻的学号里找到了自己的:89分。
比期中考试高了31分,全班第八。
他站在那里,旁边的同学在笑,在拍手,在说“终于考完了晚上去吃顿好的”。他没有笑。他把成绩记在心里,转身走了。
不觉得高兴,不觉得如释重负。他只是觉得自己补上了一个窟窿。
窟窿补上了,没有什么可高兴的,那是应该的。
但那场期中考试的影子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此后的每一次考试,每一次考核,每一次需要被评价的时刻,他都会想起那个五十八分。那个数字像一个基准线,不是用来超越的,是用来提醒他的——你可能不行。你再怎么努力,也可能不行。
“我不害怕考试,”沈愈白说,“我是害怕证明自己不行。”
他养成了一些习惯。考试的时候,明明写对了的答案,他要检查三遍。第一遍确认选的是对的,第二遍确认答题卡没涂错,第三遍确认第一遍和第二遍没有看错。做手术之前,他会在脑子里把整个过程过三遍,从切皮到关腹,每一个步骤,每一条血管,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意外。
不是因为他记不住,是因为他要确保自己没有漏掉任何东西。
“不是细心,”他说,“是害怕。害怕犯错,犯错的代价对我来说太大了。不是手术失败的代价,是‘你看果然是你不行’的那个代价。”
他看着摊在膝盖上的那本微生物学书。书上那张细菌形态图他看过很多遍了,大肠杆菌的革兰氏染色是阴性,杆状,有鞭毛。这些知识他早就烂熟于心,但他还是在看。
“大学那几年,我每天都在‘我还可以’和‘我什么都不是’之间反复横跳。考好了,我觉得是侥幸。考不好,我觉得是活该。我把自己逼得很紧,因为我觉得松一口气就会被甩在后面。但其实没有人追我,只有我自己在追一个永远追不到的线。”
他说完了。
客厅里安静了一下。阳光从窗户那面移到了地上另一块地方,还是亮堂堂的。江渡把手里的书合上,放在地毯上,转过身,靠着沙发,仰头看着沈愈白。
“五十八分不是世界末日。”江渡说。
“对现在的我来说不是。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它就是。”沈愈白说,“因为当时我觉得五十八分不是一个分数,它是我这个人的评分。它证明我不够好,证明我不够努力,证明我不是学医的料。”
“你觉得你父母会因为五十八分而觉得你不够好吗?”
沈愈白想了想。他父母的反应他其实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告诉他们。成绩单寄回家的时候,他只把期末成绩给他们看了。期中考试五十八分,他用涂改液把那个数字盖住了,重新写了一个六十多分。
这是他第一次瞒着父母改成绩。
一直以来,他怕的不是他们打他骂他冷暴力他,他怕的是他们什么都不说,但那一段时间什么都不说的表情已经足够让他难受了。他选择不让他们知道。这样至少他不用面对那个可能出现的安静。
“他们会。”沈愈白说。
“你父母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沈愈白把手放在那本微生物学书上,拇指在封面的边缘来回蹭了几下。“成功的人、体面的人、不让他们丢脸的人、考试考第一的人、手术做最好的人、永远不会说‘我不行’的人。”
“那你呢?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个问题的后半部分他之前回答过一次。上次他说的是“我想成为一个可以犯错的人”。
今天他想了一会儿,觉得那个答案还是对的,但可以再说得具体一点。
“我想成为一个……不需要用分数来证明自己活着有价值的人。”
他说完自己都觉得这句话挺矫情的。但他说出口了,就没再收回去。
江渡从地毯上站起来,坐到沙发上,挨着沈愈白。他伸出手臂,从后面揽住了沈愈白的肩膀,把他往自己这边带了带。沈愈白顺着他的力道靠过去了,后脑勺抵在江渡的肩膀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几道细细的裂纹,从灯座向四周散开,像树枝。
“你可以犯错。”江渡说。
“你可以考五十八分。你可以有不完美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每件事都做到一百分。”
“你真的这么觉得?”
“你真的可以。”
沈愈白闭上眼睛。他能感觉到江渡说话的时候胸腔的震动,隔着衣服传过来,闷闷的,但很稳。他把脸往江渡的脖子里埋了埋,轻声说了句谢谢。
那天晚上睡下以后,沈愈白在被窝里翻了个身,面朝江渡。窗帘没拉严,一条细细的光线从窗帘缝里漏进来,正好落在江渡的脸上,把他的轮廓照得很柔和。江渡闭着眼睛,睫毛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沈愈白盯着他看了几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