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祉点了点头,从骡车上跳下来。他的腿麻了,落地的时候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小路子赶紧扶住他,小声说:“三阿哥,您没事吧?”
“没事。”胤祉站稳了,拍了拍袍子上的灰,跟着张英往村里走。
蹲在柳树下的几个老头看见来了生人,都站了起来,一脸警惕。张英上前说了几句话,指了指胤祉,又指了指自己。领头的一个老头听了,脸上露出将信将疑的表情,但还是点了点头,把他们领进了村。
老头姓赵,六十多岁,黑脸膛,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他不会行礼,也不知道面前这个少年是皇子,只当是京城来的少爷,让进屋就进屋,让坐就坐。屋里很简陋,一张方桌,几条长凳,墙角堆着农具,灶台上搁着一口黑锅,锅盖半掀着,里面是半锅棒子面粥。
胤祉在凳子上坐下来,看了看屋里,问了句:“赵大爷,家里几口人?”
老赵头伸出三个指头:“三口。老伴,我,还有个儿子。儿子在保定府给人扛活,过年才回来。”
“地呢?”
“十五亩。旱地十亩,水浇地五亩。水浇地种麦子,旱地种棒子。”
胤祉想了想,又问:“去年收成怎么样?”
老赵头叹了口气,从腰里摸出一根旱烟袋,点上,吧嗒了两口。烟雾在他花白的胡须间缭绕,他眯着眼睛,像是在算账,又像是在回忆。
“麦子打了六石,棒子打了八石。交了粮,剩下的刚好够吃。年头不好,旱了两个月,要不是河里有水,水浇地也保不住。”他指了指东边,“那条河,往年水大,这两年一年比一年小。再旱下去,水浇地也得变旱地。”
胤祉听着,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炭笔——这是他出发前准备的,专门用来记这些东西。他在本子上写了几行字:柳河屯,赵姓,三口,十五亩,麦六石,棒八石,河水渐枯。
老赵头看了一眼他写字,好奇地问:“少爷,你是衙门里的人?”
张英刚要开口,胤祉抢先说:“不是。我是国子监的学生,跟着张大人出来看看,回去写文章用的。”
老赵头“哦”了一声,信了。他大概觉得国子监的学生比衙门里的人好说话,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他讲了去年春天怎么抗旱——从河里挑水,一担一担地浇,累断了腰。讲了夏天怎么锄草——地里长了灰灰菜,拔也拔不完,儿子不在家,老两口子蹲在地里拔了好几天。讲了秋天怎么收麦子——割麦子的时候老天爷下了场雨,麦子倒了一片,收成少了两成。讲了冬天怎么猫冬——没事干,蹲墙根晒太阳,一天一天地挨。
胤祉一句一句地听,一句一句地记。他不是没在书上看过这些,《豳风·七月》里写得清清楚楚,但书上的字是冷的,老赵头的话是热的。书上的“农夫”是一个概念,老赵头是一个活人。
从老赵头家出来,胤祉又去了几家。每一家的情况都差不多——日子能过,但紧巴巴的,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哪年旱了、哪年涝了、哪年粮价跌了,日子就难过了。没有人饿死,但也没有人吃得太饱。就是老赵头说的那句话:“刚好够吃。”
刚好够吃。
四个字,压得胤祉心里沉甸甸的。
傍晚回到住的地方,胤祉把记的本子翻出来看了一遍。密密麻麻的字,歪歪扭扭的,他自己都快不认识了。他拿出纸笔,想把今天记的东西整理一遍,但写了几个字就停下来了。
他想起老赵头蹲在灶台边,嘴里叼着旱烟袋,说“刚好够吃”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不是抱怨,不是诉苦,就是一种认命了的平淡。日子就是这样,不好不坏,一天一天地过。能活着就行,不敢想别的。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
小路子端着晚饭进来,一碗小米粥,两个杂面馒头,一碟咸菜。胤祉睁开眼,看着那碗粥,忽然问了一句:“小路子,你老家是哪儿的?”
小路子愣了一下:“回三阿哥,直隶的。”
“家里种地?”
“种。小的爹妈都在家种地。”小路子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日子过得怎么样?”
小路子想了想,说:“还行吧。就是小的在宫里当差,每年往家捎点银子,家里宽裕些。”他顿了顿,又说,“小的出来这些年,家里的地都是爹妈种的,也不知道种得咋样了。”
胤祉没再问了,端起粥喝了一口。粥是凉的,但他没在意,几口喝完了。
第二天,张英带着他去了另一个村子。这个村子比柳河屯大一些,但情况差不多。他又记了几页纸,手冻得发僵,炭笔都快握不住了。
第三天,又去了一个村子。
连着跑了三天,胤祉的嘴唇干裂了,手上也起了冻疮,但他没喊过一声苦。张英看在眼里,心里对这个皇子越来越意外。他见过太多京城来的少爷,别说皇子了,就是普通官员的儿子,下到乡下一两天就受不了了,嫌脏嫌累嫌冷。这个三阿哥,从第一天到现在,一句抱怨都没有。
临走那天,老赵头送了他们一程。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塞给胤祉,说:“少爷,没啥好东西,几个枣子,路上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