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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这件事告诉了陈浩,是在当天下午三点的日常汇报里。
陈浩把莫希的报告和873份样本的数据并排摆着,看了很久。
"C-117的这种适应,"他问873份样本,"它能维持吗?还是会消退?"
"基因表达通路一旦激活,通常在稳定条件下会持续,"873份样本说,"但这是我们在KL-7上的第一次观测到这种适应行为,没有历史数据支持。"
"多大的不确定性?"
"±15%。"
陈浩把这个范围记下来。
"那如果是好的方向,"他说,"C-117的适应不只是产生菌根前体——它还可能发展出其他的次级通路?"
"这是可能的,"873份样本说,"但我们没有预测能力。C-117的适应是在与KL-7土壤的真实接触中发生的——我们的模型参数,是基于历史数据建立的,无法完整涵盖KL-7当前土壤的所有变量。"
陈浩听完这句话,想了一会儿,问了一个不太一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KL-7在影响你们的物种。"
"是的,"873份样本说,"这是我们的预期之一。适应性生态重建的核心逻辑,是让物种与环境之间产生真实的相互影响,而不是将物种强行植入一个不响应它们的环境。"
"KL-7在响应,"陈浩说。
"是的。"
这句话,在工作舱里留了很久。
不是陈浩说的,是873份样本说的。但它说出来的方式,像是在陈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KL-7不只是被改造的对象,它是一个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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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点,莫希回到C-7区域,做了这周的第一次深度土壤扫描。
地表以下二十厘米的数据,逐层出来。
菌根前体信号分布图随着扫描进度逐渐成形,比早上的初步数据更清晰——它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在C-117群落密度最高的位置呈现出了某种放射状的结构,向外延伸,越靠近边界越稀疏。
莫希把扫描结果实时发给了873份样本。
873份样本的回复很快:
"数据收到。修正第二阶段投放点位——建议将初始投放位置调整到菌根前体信号分布的核心区域,而非原方案中的几何中心。"
"为什么?"莫希问。
"植物根系会优先向菌根信号密集的区域生长,"873份样本说,"如果投放点与信号核心区重合,定植速度会更快。"
莫希把这个建议记了下来,转给了陈浩。
陈浩看完,批了一个字:"改。"
林霜在旁边把修改意见同步进了第二阶段执行方案文件。
这个决策,从莫希发现信号,到陈浩批准修改,总共花了大约四十分钟。
这已经是他们和873份样本协作以来,反应最快的一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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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陈浩把这件事发了一条简报给全体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