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日清晨,立言的折叠桌前排起了队。
有穿汗衫的大爷攥着泛黄的房产证要分家协议,有系围裙的妇女红着眼要离婚诉状,还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拽着奶奶的衣角:“奶奶要写遗嘱,说把金镯子留给我。”
立言把每个人的需求记在笔记本上,用最朴素的话解释流程:“大伯,分家协议要写清楚宅基地归属,您得把三个儿子都叫过来按手印;阿姨,离婚诉状要提共同财产,您家那辆三轮摩的算吗?”他抬头对小姑娘笑,“小妹妹,金镯子要写清楚是‘孙女小芳’,别写小名,不然公证处不认。”
手机在桌角震动,是周涛发来的消息:“模板系统做好了,涵盖遗嘱、欠条、分家协议,你现场口述关键词,我远程生成。”立言快速回复“收到”,转头对排队的人说:“从下一位开始,咱们能当场打印、即时签字!”
队伍里响起零星的掌声。
老杨站在巷口的梧桐树后,拐杖尖抵着树根,看那个穿白衬衫的律师蹲下来,给拄拐的独居老太念监护权确认书:“。。。。。。若本人失能,由社区网格员张姐作为监护人。。。。。。”
老太的手在抖,按红指印时把印泥蹭到了手腕上:“我就一个闺女,在外地。。。。。。这纸比亲闺女还实在。”
老杨的喉结动了动,转身要走,却听见立言喊:“杨叔!
您站那儿大半天了,要不要帮您看看房本?
1998年的拆迁协议,我这儿有当年的档案复印件——“
老杨的拐杖“当”地磕在石板上。
他没回头,却放慢了脚步,灰布裤脚扫过立言脚边的帆布包——露出半本旧笔记的边角,封皮上“立建国”三个字被磨得发毛,正是当年那个在城中村写遗嘱的年轻律师。
夜色漫进城中村时,立言收拾折叠桌,伞面上的露水滴滴答答落进帆布包。
他数了数今天收的材料:二十一份遗嘱,七张欠条,三份分家协议,还有独居老太的监护权确认书。
手机屏亮起,是陆宇发来的消息:“煮了粥,等你。”
他笑着回复“马上”,转身却看见老杨站在巷口,手里攥着个油纸包。
老头咳了两声,把纸包往桌上一放:“我家那口老砂锅炖的,给你当夜宵。”没等立言说话,他又补了句,“别多想,我就是。。。。。。觉得你爹那支钢笔,没白传。”
立言打开纸包,热粥的香气裹着姜味扑出来。
他摸了摸裤袋里的钢笔,金属笔帽还带着白天的温度。
当晚,立言在出租屋的台灯下核对案卷。
泛黄的1998年拆迁协议复印件上,有个签名被红笔圈着——“立建国”。
他翻到最后一页,发现背面用铅笔写着行小字:“小言,当你看到这里时,应该已经学会了:法律不是挂在墙上的剑,是能塞进百姓口袋的光。”
窗外的月光漏进来,照在桌上摊开的监护权确认书上。
立言的钢笔尖悬在纸页上方,忽然顿住——他听见楼下传来脚步声,是陆宇带着粥香上楼的声音。
立言的钢笔尖在案卷边缘洇出个墨点,像滴凝固的血。
他盯着电脑屏幕上交叉比对的二十一份纠纷记录,后颈泛起细密的冷汗——拆迁补偿争议、商铺租赁合同纠纷、甚至阿芳的欠薪案,甲方栏里竟都爬着同一条灰色巨蟒:恒基置业(陆振邦控股)。
“咔嗒”。
门轴转动的轻响惊得他猛地抬头。
陆宇正弯腰放下银色设备箱,西装袖口沾着律所档案室的灰尘,领带松松垮垮挂在颈间,倒比平时多了几分烟火气:“周涛说你今天手写了三十七份文书,手都抖了。”他抽出箱内的便携打印机,金属外壳在台灯下泛着冷光,“这台能连手机,你口述关键词,系统自动生成模板——”
“陆律师。”立言打断他,手指重重按在电脑屏幕上,“这些案子,都和恒基有关。”
陆宇的动作顿住。
他直起身,目光扫过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红色标记,喉结动了动。
窗外的月光漏进来,照见他眼尾那道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疤——那是三年前替农民工讨薪时,被开发商保镖砸伤的。“我知道。”他声音轻得像叹息,又像是下定某种决心,“上周在董事会,陆振邦说要‘清理城中村历史遗留问题’。”他扯松领带,坐进立言的转椅,“所以我申请了移动服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