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虎有些紧张:“王顾问,我……我不太懂技术转让。”
“但你懂蛇口。”王恪说,“你经歷过从无到有的过程,知道內地工厂缺什么、需要什么。而且,你是內地人,沟通起来更方便。”
“我明白了。”陈小虎挺直腰板,“我一定完成任务。”
车子通过罗湖口岸,进入深圳。1980年初的深圳,还只是一个小县城的样子。街道狭窄,房屋低矮,路上自行车比汽车多。但王恪能感觉到,这座城市正在酝酿著某种变化——工地上塔吊多了,街上穿西装的人多了,空气中瀰漫著一股躁动不安的气息。
深圳电子设备厂在城东的工业区。厂门是两扇锈跡斑斑的铁门,门口掛著白底黑字的牌子,字跡已经斑驳。院子里,几栋灰色的厂房沉默地矗立著,有些窗户玻璃碎了,用木板钉著。
“欢迎欢迎!”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
厂长周卫国大步走来。他五十出头,身材魁梧,穿著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脸上带著军人特有的坚毅神色。身后跟著几个厂领导,都穿著同样的蓝色工装。
“王总,久仰大名!”周卫国用力握住王恪的手,“您在蛇口做的事,我都听说了。了不起!”
“周厂长客气了。”王恪说,“咱们直接看车间?”
“好!爽快!”
一行人走进主厂房。车间很大,但很空旷。几条老旧的生產线停著,只有一条收音机生產线还在运转,十几个工人在慢吞吞地组装。车间的角落里堆满了积压的產品,纸箱上落著厚厚的灰尘。
“情况您也看到了。”周卫国苦笑著说,“我们厂是1958年建的老厂,设备是六十年代的,產品是七十年代的,可现在是八十年代了。收音机没人买,扩音机没人要,工人三个月没发工资了。”
他指著一个正在工作的老工人:“他叫老李,在厂里干了三十年。现在每天来上班,其实就是坐著发呆。我心里难受啊!”
王恪走到收音机生產线前,拿起一个半成品。工艺粗糙,焊点不齐,外壳有毛刺。他放下產品,问:“周厂长,如果给你们一条先进的生產线,你们能做好吗?”
周卫国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能!一定能!我们的工人,技术是有的,就是设备太落后,管理太陈旧。只要有先进设备,有科学管理,我们一定能打翻身仗!”
“那好。”王恪说,“我们转让给你们的,是一条完整的计算器生產线。月產能五万台,良品率要求95%以上。你们接得住吗?”
“接得住!”周卫国斩钉截铁,“我把话放这儿——要是接不住,我这个厂长不当了!”
接下来的三天,谈判在工厂简陋的会议室里进行。明远电子这边是张建业、陈小虎,深圳厂那边是周卫国和几个技术骨干。
谈判出人意料地顺利。周卫国对技术如饥似渴,对价格毫不计较,只有一个要求——儘快。
“张工,您说的两百二十万,我们认。”周卫国说,“但我们厂现在帐上只有二十万。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先付二十万定金,生產线安装调试成功后再付一百万,剩下的分两年付清?”
张建业看向王恪。王恪点点头。
“可以。”张建业说,“但有几个条件。第一,我们要派人驻厂指导三个月。第二,生產线的关键岗位工人,必须经过我们的培训。第三,產品必须达到我们的质量標准,否则我们有权停止技术支持。”
“都同意!”周卫国一拍桌子,“还有吗?”
“有。”王恪开口了,“周厂长,我想加一条——生產线上马后,头两年利润的10%,要拿出来设立技术研发基金。你们不能只做组装,要消化技术,要创新,要开发自己的產品。”
周卫国愣住了。他没想到王恪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王总,您……您这是……”
“周厂长,技术转让不是目的,是起点。”王恪认真地说,“我们给你们生產线,是希望你们能站起来,能跑起来,甚至將来能超越我们。如果只是简单复製,那这条生產线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周卫国沉默了很久,忽然站起来,向王恪深深鞠了一躬:“王总,我替全厂八百名工人,谢谢您!”
合同很快签了。签完字那天,周卫国让食堂做了几个菜,就在会议室里简单庆祝。菜很朴素——红烧肉、炒青菜、西红柿鸡蛋汤,但大家吃得很香。
“王总,我敬您一杯!”周卫国端起酒杯,“不瞒您说,这三个月,我天天睡不著觉。看著厂子一天天垮下去,看著工人一天天消沉,我想死的心都有。现在,您给了我们希望。”
他一饮而尽,眼睛红了:“我们厂八百多人,后面是八百多个家庭。厂子要是垮了,这些人怎么办?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一家人吃饭……现在好了,有希望了!”
王恪也干了杯中酒:“周厂长,希望是你们自己爭取的。我们只是搭了座桥,过桥还要靠你们自己。”
“您放心!”周卫国拍著胸脯,“我们一定把这座桥走好,走稳,走宽!”
接下来是紧张的设备拆卸和运输。明远电子香港工厂里,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把生產线拆成一个个模块,装箱,贴上標籤。很多老工人一边拆一边掉眼泪——这条生產线陪伴他们三年,生產了两百多万台计算器,就像自己的孩子。
“张工,这些设备还能用很多年呢。”一个老技工抚摸著贴片机,“就这么拆了,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