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哪儿了?”他问对面的赵工。
“快到武汉了。”赵工看看表,“晚上八点到。我得下车了。”
王恪坐起来,和赵工聊了最后一段路。两人从技术聊到国家发展,从个人理想聊到时代使命。越聊越投机。
“王工,说实话,我挺羡慕您的。”临下车前,赵工说,“您还年轻,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能为国家做更多事。”
“赵工,您也不老。”王恪说,“五十多岁,正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武钢需要您,国家需要您。”
“这话我爱听!”赵工笑了,“好,那咱们都好好干。十年后,希望能再见面,看看谁为国家做的贡献大!”
“一言为定。”
武汉站到了。赵工提著行李下车,站在站台上,朝王恪用力挥手。
列车继续南下。
夜深了。车厢里安静下来。硬座车厢那边还有人打牌、聊天,硬臥车厢这边,大部分人都睡了。只有王恪还醒著。
他坐起来,从皮箱里拿出笔记本,借著昏暗的灯光,写了起来。
“5月21日,离京南下。此行肩负重任,心有忐忑,亦怀期待。蛇口试点,国之试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写到这里,他停了笔。
不许失败?这话说得太绝对了。改革怎么可能没有失败?但,真的能失败吗?如果失败了,会有什么后果?那些反对的声音会怎么说?那些期待的眼神会多失望?
王恪摇摇头,把这些念头赶出脑海。不能想失败,只能想成功。必须成功。
他继续写:“试点之要,在於平衡。既要大胆创新,又要稳妥可控;既要吸引外资,又要维护主权;既要效率优先,又要公平正义……”
写著写著,思路越来越清晰。那些在系统空间里学到的知识,那些在前世了解的歷史经验,都在脑海中浮现、重组、落地,变成適合1965年中国国情的方案。
窗外,夜色如墨。偶尔有几点灯火闪过,是村庄,是小镇。
王恪忽然想起了娄晓娥。她现在在香港做什么?明远集团发展得怎么样?她收到他的信了吗?知道他正在南下的列车上吗?
分別一年了。这一年,他们通信不多,但每封信都很长。娄晓娥在信里写香港的繁华,写商场的竞爭,写对祖国的思念。王恪在信里写北京的变迁,写四合院的故事,写对未来的规划。
两个世界,两个人生,但因为共同的家国情怀,联繫在一起。
“等蛇口试点成功了,一定请她来看看。”王恪想,“让她看看,她的祖国,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夜深了。王恪收起笔记本,躺下睡觉。
迷迷糊糊中,列车又停了几站。上上下下的乘客,嘈杂的人声,他都只是隱约听见。
再醒来时,天已经亮了。
窗外是完全不同的景象。稻田如镜,倒映著蓝天白云。水牛在田埂上慢悠悠地走,农民戴著斗笠在插秧。远处是连绵的丘陵,鬱鬱葱葱。
南方,真正的南方。
王恪坐起来,感觉空气都不同了。湿润,温暖,带著泥土和植物的气息。
“同志,早上好。”下铺的年轻妇女醒了,正在给孩子餵水。
“早上好。”
“您睡得好吗?”
“挺好的。”
列车广播响了:“旅客同志们,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列车即將到达长沙站,停车十五分钟……”
长沙。王恪记得这个城市。1949年南下时经过这里,那时候满目疮痍。现在,十六年过去了,应该已经重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