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意味著有人开始认真考虑了。
王恪精神一振:“我认为,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靠近边境或港口,运输方便;二是有一定劳动力基础;三是当地干部有开拓精神;四是群眾有积极性。”
“具体到哪些地方?”梁国栋问。
王恪走到地图前:“我建议,先在三个地方试点:深圳罗湖、珠海香洲、汕头达濠。这三个地方都靠海,有华侨基础,劳动力充足。”
他用红笔在地图上圈出这三个点:“每个点先搞一两个厂,摸索经验。成功了,总结经验推广;失败了,损失也不大。”
“投资从哪里来?”有人问。
“主要靠港商投资。”王恪说,“我们提供土地和劳动力,他们提供资金和设备。这是互利合作。”
“那不就是依靠外资?”张副主任又抓住一点。
“是利用外资,不是依靠外资。”王恪纠正,“主动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设定规则,我们监督执行,我们保护工人权益。这和我们向苏联贷款搞建设,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
这个类比很巧妙。当年苏联援助中国,也是“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
张副主任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梁国栋看时机成熟,总结道:“今天的会开得很好。王恪同志的设想很系统,大家的討论也很深入。这样,省里成立一个调研组,由我牵头,王恪同志参加,去深圳、珠海、汕头实地考察。拿出具体试点方案后,再上报中央。”
他看向张副主任:“老张,你也参加。多提意见,把方案完善好。”
这是高明的安排——让反对者参与进来,既能吸收合理意见,也能减少阻力。
张副主任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好。”
散会后,好几个人围上来。
“王处长,您说的那个最低保护价,具体怎么操作?”
“王同志,如果试点,我们县能不能申请?”
“加工费怎么结算?用人民幣还是外匯?”
王恪耐心解答,直到中午。
午饭时,梁国栋把王恪叫到一边:“小王,今天表现得很好。特別是最后那个问题——『老百姓会支持还是反对,问得很到位。”
“梁书记过奖了。”
“不过你要有准备,『土地租赁这个提法,上面很可能通不过。”梁国栋实话实说,“我们可以换个说法,比如『土地有偿使用『场地使用费,意思一样,但听起来温和些。”
“我明白了。”
“调研组下周出发。你准备一下,这次要深入基层,听听工人农民的真实想法。”梁国栋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標准。如果群眾確实需要,確实欢迎,我们就有了底气。”
“好。”
下午回到招待所,王恪感觉有些疲惫。但心里是充实的。
他推开窗,雨已经停了。阳光从云缝中透出来,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广州城在雨后显得格外清新。远处建筑工地传来打桩的声音,咚咚咚的,像这个城市的心跳。
王恪拿出笔记本,写下今天的感受:
“1965年3月31日,广州,雨转晴。”
“『三来一补和『土地租赁的设想,正式拋出来了。”
“反应激烈:有支持,有反对,有质疑,有期待。”
“张副主任的反对在意料之中。老一辈有他们的坚持,这可以理解。重要的是说服,不是爭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