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
接下来的半个月,王恪几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他需要做大量的调研——虽然不能实地考察,但可以通过资料和关係,了解上海、天津、广州这些城市的情况。
他给在上海的老同学写信——不是这个世界的同学,是系统安排的身份中的“同学”,在机械局工作。
他给在天津的亲戚打电话——同样是系统安排的关係,在轻工业局。
他还通过杨厂长的渠道,调阅了一些城市的工业统计资料。
收集到的信息让他有些吃惊:这些沿海城市,虽然也经歷了困难时期,但工业基础还在,技术人才还在,港口设施还在。
特別是上海,轻工业发达,工人素质高,又有长江航运的便利。
天津靠近首都,有港口,化工业基础好。
广州毗邻香港,对外贸易有传统。
王恪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表,对比三个城市的优劣势:
“上海:优势——工业基础好,技术人才多,交通便利;劣势——太显眼,一动就引人注目。”
“天津:优势——靠近政治中心,便於沟通;劣势——工业结构偏重,转型难。”
“广州:优势——靠近香港,便於对外交流;劣势——工业基础相对薄弱。”
思来想去,他最终选择了上海作为第一个“试验区”的建议地点。
理由很充分:上海工业体系完整,从轻工到重工都有;有技术工人储备;有港口,便於进出口;而且,上海人务实,敢闯。
確定了地点,接下来是具体方案。
王恪决定从最迫切的轻工业技术改造入手——投资少,见效快,能迅速改善民生。
他列了几个重点行业:纺织、自行车、手錶、收音机。
每个行业,他都提出了具体的技术引进方案:从哪里引进(日本、西德、瑞士),需要多少外匯,预计多久能见效,能创造多少就业,能带来多少税收……
数据详实,逻辑清晰。
他还设计了一套管理机制:“试验区管理委员会”,由地方和中央共同组成,给予一定的自主权,但重大决策需报批。
机制的核心是“放权让利”:给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让企业保留部分利润用於发展和奖励职工。
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想法。
方案写完,整整五十页。王恪又写了一份十页的摘要,方便领导快速了解核心內容。
11月28日,他把方案交给杨厂长。
杨厂长翻了翻,倒吸一口凉气:“王工,你这……这是要翻天啊。”
“不翻天,怎么进步?”王恪反问。
“可是『放权让利『自主经营……这些词……”
“这些词的本质,是调动积极性。”王恪说,“原子弹为什么能成功?因为所有参与者都拼了命。经济建设也一样,要让干活的人得到实惠,他们才会拼命干。”
杨厂长沉默良久,最后说:“我这就送过去。”
等待回音的日子里,王恪反而平静了。
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交给歷史。
他照常去研究所指导项目,照常回四合院吃饭,照常和傻柱他们聊天。
傻柱的“技术饭窗口”越办越红火,还推出了“周末家庭套餐”——技术员可以带家属来吃,价格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