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些日常景象中,有些东西正在改变:
威灵顿街的唐楼,脚手架已经搭起来,工人们在翻新外墙。
观塘的塑胶厂里,“春晓”系列的花朵正源源不断走下生產线。
荃湾的纺织厂车间,新装的风扇在转动,女工们擦汗时脸上有了笑容。
明远集团顶楼的实验室里,示波器的绿色波形在跳动,李文斌和团队在爭论某个电路设计。
这一切,从她跳下北京到香港的火车那天开始,不过半年。
半年,一个世界在她面前展开。
有尘土飞扬的工厂,有精密的电子仪器,有工人们的期待,有技术人员的梦想。
还有王恪从远方伸来的手,稳稳地,坚定地,推著她向前走。
她回到桌前,给李文斌打电话。
“李工程师,光刻机的钱批下来了。八万美元,你儘快联繫瑞士那边。”
电话那头传来李文斌激动的声音:“真的?太好了!娄小姐,我保证,三年之內,我们要做出香港第一块自主设计的集成电路!”
“我相信你。”
掛掉电话,娄晓娥翻开日记本。
她要记下今天,记下这十万美元,记下王恪说的“这些才是真正的春天”。
但提笔时,她忽然笑了。
写什么呢?
写数字?写计划?写愿景?
不如就写此刻的心情:
“1963年4月25日,晴。”
“光刻机的钱到了。王恪寄来的。”
“他说,我做得好。”
“这就够了。”
“窗外的香港,正在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合上日记本,她拿起电话,开始安排明天的工作。
塑胶厂要扩大生產,纺织厂要开发新面料,实验室要招聘更多助手,还有九龙塘那块地,该请设计师做规划了……
一件一件来。
就像王恪说的,路还长,但一步一步走。
总能走到想去的地方。
总能等到想等的人。
到那时,她可以抬头挺胸地说:
“你看,你交代的事,我都做好了。”
“我不是你的累赘,是你的伙伴。”
“从来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