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是关於……”
“是关於对外贸易的一些想法。”王恪说,“我觉得很重要,想通过您转给领导看看。”
“好。”李司长说,“我下午在办公室,你过来吧。”
下午两点,王恪来到工业部。李司长的办公室在三楼,很简朴,只有一张办公桌、两个书架、几把椅子。
“王恪同志,坐。”李司长示意他坐下,关上了门,“什么材料这么重要?”
王恪把信封递过去:“李司长,这份材料,请您一定要亲自转交。內容……可能有些超前。”
李司长接过信封,看了看封口处的私章,又看了看王恪严肃的表情,心里明白了七八分。
“关於哪方面的?”他问。
“关於在沿海试行特殊经济政策,打破西方封锁。”王恪简单地说。
李司长的手顿了一下。他盯著王恪看了几秒,压低声音:“王恪同志,这个想法……很大胆啊。”
“我知道。”王恪说,“但我认为值得研究。现在的情况,您也清楚,再不想办法打开局面,会越来越被动。”
李司长沉默了。作为工业部技术司司长,他太清楚当前的困境了——急需的精密工具机买不到,关键的原材料进不来,很多技术项目因为缺少外匯而搁浅。
“材料我看过吗?”他问。
“您可以看。”王恪说,“但我建议,最好直接转交。因为內容敏感,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李司长想了想,把信封放进抽屉里锁好:“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不过王恪同志,你要有心理准备,这种建议……可能会引起很大爭议。”
“我明白。”王恪点头,“只要能为国家发展提供一种思路,哪怕被批评,也值得。”
李司长看著他,眼神复杂。这个年轻人,技术过硬,思路开阔,更有一种难得的担当。但也正因为这样,才更让人担心——木秀於林,风必摧之。
“你放心,我会儘快转交。”李司长说,“不过,你要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包括你们厂领导。”
“我明白。”
从工业部出来,王恪没有直接回厂里,而是去了趟王府井的新华书店。
书店里人不多,他走到国际政治书架前,找了几本关於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的书。这些书大多是苏联出版的,观点比较正统,但至少能了解一些基本情况。
付钱时,售货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看了看他选的书,好奇地问:“同志,你是搞研究的?”
“算是吧。”王恪笑笑。
“这些书可不好懂。”姑娘说,“我在这儿工作两年了,买这些书的人不超过十个。”
“所以国家才需要更多人研究这些。”王恪说。
拿著书走出书店,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有些暖意。街道上人来人往,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商店橱窗里摆著简单的商品,货架不算丰满,但人们脸上大多带著对新生活的期待。
这就是一九五三年的北京,一个百废待兴但又充满希望的城市。
王恪走在人群中,心里很平静。
报告已经交上去了,剩下的就是等待。也许很快会有回应,也许石沉大海,也许还会引来批评。
但无论如何,他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作为特別顾问,他的职责就是提出建议,哪怕这些建议听起来不切实际,哪怕要冒风险。
因为国家的发展,需要有人思考那些“不切实际”的问题,需要有人探索那些“风险很大”的道路。
回到研究所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阎解成正在办公室等他:“王所长,第二代工具机的主轴振动问题,刘老师有了新思路。他想用组合材料——芯部用普通钢,表面用高强度合金,中间加阻尼层。”
“这个思路不错。”王恪说,“但工艺复杂,能实现吗?”
“刘老师说可以试试。”阎解成说,“他已经开始设计试验方案了。”
“好,全力支持。”王恪说,“需要什么设备、什么材料,你列出清单,我来协调。”
“还有,”阎解成又说,“赵老师说,那个凸轮控制演示装置,零件加工遇到问题。机修车间的精密工具机精度不够,加工出来的零件误差太大,组装后运动不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