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顿了一下,手指在茶杯上轻轻敲了敲:“內地。”
茶楼里嘈杂的人声仿佛在这一刻远去了。
霍英东盯著王恪,看了好几秒钟。
“王先生,这话可不能乱说。”他缓缓道,“现在的情况,往內地运货,风险很大。”
“风险大,但意义也大。”王恪说,“霍先生,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也知道你遇到什么困难。观潮生先生让我转告你:这条路是对的,但要走得聪明些。”
霍英东的表情严肃起来:“王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希望国家好起来的中国人。”王恪说得很坦然,“霍先生,你做的那些事,有人知道,有人记著。现在可能看不到回报,但总有一天,这份情谊会被记住。”
这话说得很有分量。
霍英东沉默了一会儿,招手叫伙计加了一壶热水。等伙计走开后,他才低声说:“王先生,有些事,心照不宣就好。你说得对,路是对的,但怎么走,要仔细筹划。”
“正是为了筹划,我才来见霍先生。”王恪从隨身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推到霍英东面前,“这是观潮生先生整理的一份资料,关於未来几年世界航运业的发展趋势,还有一些新技术新船型的介绍。他说,霍先生是做航运的,或许用得上。”
霍英东接过信封,没有当场打开,而是小心地收进西装內袋。
“代我谢谢观潮生先生。”他说,“这份情,我记下了。”
“还有一件事。”王恪说,“观潮生先生最近在研究一个问题:战后世界经济復甦,哪些產业最有前景?他的结论是:航运、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但做这些大產业,需要大资本,也需要政策支持。”
霍英东听得很认真:“香港这里,政策支持谈不上,但资本可以想办法。”
“如果……不只是香港的资本呢?”王恪问。
霍英东的眼神锐利起来:“王先生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有些力量,虽然现在看不见,但正在成长。”王恪说,“霍先生,你相信吗?不出十年,中国会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会有自己的远洋船队,会开发自己的油田,会建设自己的港口和铁路。”
这话在1951年听来,几乎像是天方夜谭。
新中国刚成立两年,韩战还在打,国內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匱乏。说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要有远洋船队,要开发油田……多少人会嗤之以鼻。
但霍英东没有笑。
他认真地看著王恪,看了很久,然后说:“我信。”
两个字,很轻,但很坚定。
王恪心里一动。他知道,这句话不是敷衍,是霍英东真实的想法。这位出身贫苦、白手起家的商人,有著超乎常人的眼光和魄力。
“为什么信?”王恪问。
“因为我见过。”霍英东说,“抗战时期,我在澳门见过那些从內地逃难来的人,有知识分子,有技术工人,有学生。他们虽然衣衫襤褸,食不果腹,但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我在香港很多人眼里看不到。”
他喝了口茶,继续说:“后来我做航运,往內地运过货,接触过那边的人。他们很苦,很穷,但有一种劲儿,是拼命想把事情做好的劲儿。有这种劲儿在,这个国家就有希望。”
王恪点点头:“霍先生看得明白。所以观潮生先生说,像霍先生这样的人,不应该只把眼光放在香港这一亩三分地上。应该看得更远,想得更大。”
“怎么做?”
“现在多做准备。”王恪说,“积累资本,积累经验,积累人脉。等到时机成熟,那些现在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就会变成可能。”
霍英东若有所思。
这时,楼梯口又上来几个人,吵吵嚷嚷的,打破了茶楼的平静。霍英东看了一眼,对王恪说:“王先生,今天谈得很愉快。不过这里人多眼杂,不宜久留。改日我们再约,好好聊聊。”
“好。”王恪起身,“霍先生,观潮生先生还让我转告一句话:路虽远,行则將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霍英东郑重地点点头:“这句话,我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