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敏感。”林律师提醒,“英国当局和美国情报部门都在盯著这方面。如果被发现我们在做这种事……”
“所以要用商业掩护。”王恪说,“太平洋实业公司是做进出口贸易的,需要了解欧美市场和技术动態,招聘海外联络员合情合理。至於具体的联络內容……可以灵活处理。”
林律师又想了想:“好吧,我来安排。gg內容怎么擬?”
“就写:太平洋实业公司诚聘海外联络专员,要求精通英文,熟悉欧美社会,有学术背景者优先。主要负责收集行业信息、联络海外合作伙伴。待遇优厚,有意者请將简歷寄至中环邮政总局387號信箱。”
“明白了。我明天就去办。”
掛断电话,王恪在日誌上记录下这件事。
然后他翻开第三个笔记本。
这一本的標题是:情报。
与“人才”笔记本不同,这里记录的不是人名,而是信息片段,是他在香港这一个多月来收集到的各种零散情报。
有些是从报纸上剪贴的新闻:美国国会通过新的《共同防御援助法》,加强对华禁运;日本与台湾签订贸易协定;英国考虑承认新中国……
有些是商业信息:香港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数据;东南亚橡胶和锡的价格波动;欧洲工业设备市场的行情……
有些是社交场合听到的传闻:某某英国官员即將调任;某某美国公司想在东南亚设厂;某某华侨富商准备投资台湾……
这些信息看似杂乱,但拼凑起来,就是一幅1951年的世界图景。
王恪打开最新的一页,上面记录著他昨天在半岛酒店咖啡座听到的一段对话。
当时他坐在邻座,两个英国商人在谈论生意。其中一个说:“我在旧金山的合伙人告诉我,美国政府正在擬定一份名单,上面有几百个中国学者,都是理工科背景的,全部被禁止离境。连钱学森那样的大科学家都被软禁在家里,门口有联邦调查局的人24小时守著。”
另一个问:“为什么?怕他们把技术带回中国?”
“当然。韩战一打,美国把中国当成死敌了。他们担心这些学者回国后会帮助中国发展军事技术。我听说,连普通留学生想回国都被卡著,签证就是不批。”
“那这些人怎么办?就一直困在美国?”
“谁知道。不过我听说,有些人想通过第三国中转,比如先到欧洲,再从欧洲回国。但这条路也不好走,美国施压很大,很多国家不敢帮忙。”
王恪当时默默记下了这段对话。
现在,他在这段记录下面加上备註:证实了系统资料中的信息。当前海外学者回国的主要障碍:1。美国直接限制出境;2。签证问题;3。缺乏中转渠道。
应对思路:1。通过香港建立秘密联络点;2。探索从欧洲中转的可能性;3。必要时通过外交途径施压。
他继续往下写:建议在国內推动成立专门的“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协调海外学者回国事宜。香港可作为前方联络站。
写到这里,王恪停下笔。
他知道,以自己现在的身份,这个建议很难直接送到高层。但可以通过杨厂长,通过军方联繫人,一层层传递上去。
重要的是,要有具体的方案,要有可操作的路径。
他继续整理思路,在笔记本上列出详细的建议:
一、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海外学者回国工作。
二、在香港设立联络站,收集海外学者信息,建立秘密联络渠道。
三、通过外交谈判,向美国施压,要求放行被无理扣留的中国学者。
四、对已回国的学者妥善安排工作和生活,发挥其专长。
五、在国际舆论上揭露美国阻碍学者回国的行径,爭取道义支持。
写完这些,天色已经暗了。
王恪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肩颈,走到仓库门口。老吴的大侄子阿强正在检查大门锁具,见王恪出来,连忙站直:“王先生。”
“晚上值班要警醒些。”王恪说,“听到任何异常动静,先不要开门,打电话报警,然后打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