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回医院再查查,”我说,“也许还有别的监控,或者能找到那个交费用的人……”
“不准去!”妈猛地站起来,围裙上的水珠溅到地上,“查啥查?这事儿传出去,你还想不想在医院干了?人家不说你宣传封建迷信?影响多不好!”
她的反应太激烈了,不像平时的样子。我愣住了,看着她躲闪的眼神,心里突然冒出个念头:“妈,你是不是知道啥?”
妈别过脸,去厨房倒水,声音闷闷的:“我知道啥?就是怕你胡思乱想。医院那地方,生老病死的,难免有幻觉,睡一觉就好了。”
我盯着她的背影,她的肩膀在抖,像在害怕什么。
倒头睡了一天,醒来时天已经黑了。客厅里亮着灯,妈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个相框,用布擦着。我走过去一看,相框里是个穿军大衣的男人,抱着个小男孩,笑得很灿烂。男人的眼袋有点重,和我昨晚看见的人有几分像。
“这是谁?”我问。
妈的手顿了顿,把相框放下,用桌布盖住:“你王大爷,以前住在隔壁,他儿子小时候总生病,在你们医院儿科住过好几次。”
“他儿子叫啥?”我追问。
妈沉默了半天,才低声说:“叫明浩,李明浩。后来……后来三岁那年,得肺炎没了。”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你王大爷受不了,没过半年也没了,走的时候就穿着这件军大衣,说要去陪儿子……”
我的后背“唰”地麻了——粉色处方单上的名字,李明浩;上个月去世的小男孩,李明浩;妈嘴里的王大爷,穿军大衣,儿子叫李明浩。
昨晚我看见的,根本不是活人。
“他是不是……总穿件深蓝色的病号服?”我声音发颤,想起军大衣里的衣服。
妈点了点头,眼泪掉了下来:“他后来在医院住过一阵子,肺癌,就穿那件病号服……你咋知道?”
我没说话,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路灯。灯光下,好像有个穿军大衣的影子,正往医院的方向走,走得很慢,一步一顿,像在数着什么。
原来他不是来交费的,他是来给儿子交医药费的。这么多年了,他还记着儿子生病的事,还记着要来医院交费,记着那件军大衣,记着儿子的名字。
而我,鬼使神差地开了所有的灯,把他吓跑了。
第二天去上班,我特意去了儿科门诊,找到护士长,问起李明浩的事。
护士长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本旧病历:“李明浩,三年前去世的,他爸叫王建军,是个退伍军人,对儿子特别好。明浩走后,他总来医院,说要给儿子交后续的治疗费,我们跟他说不用了,他不听,每次都放下钱就走,有时候是几块,有时候是几十,凑够了一次的费用,就又从头开始交。”
“他后来……”
“在我们医院去世的,”护士长的声音低了下去,“肺癌晚期,临终前还念叨,说没照顾好儿子,要去那边继续给儿子交费。”她指着收费处的方向,“他总爱在窗口站着,不说话,就看着,我们都知道他是谁,也没人赶他。”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闷的。走到收费处窗口,窗台上还放着那十二块五,被风吹得卷了边。我把钱收起来,放进抽屉的一个小铁盒里。
从那天起,我值夜班时,总会把所有的灯都打开。
有时候,窗口外会站着个穿军大衣的影子,帽檐压得很低,不说话,就那么站着。我不再害怕,会把粉色的处方单放在窗口,轻声说:“明浩的费交过了,您放心吧。”
他会站一会儿,然后慢慢转身离开,军大衣的下摆扫过地面,留下淡淡的脚印,很快又消失。
同事说我胆子大了,敢一个人开着灯值夜班。我没告诉他们原因,有些事,不需要说破。
后来医院门诊楼翻新,收费处换了新窗口,监控也换成了高清的。我调去了住院部,很少再回门诊。
临走前,我打开那个小铁盒,里面的零钱攒了满满一盒,都是十二块五、八块三、五块二……零散的,像无数个没说完的念想。我把钱交给护士长,让她捐给儿科的贫困患儿。
“王姐,你信这个?”护士长笑着问。
我望着窗外,医院的草坪上,有个穿军大衣的影子,正和个小男孩的影子追着跑,跑得很快,军大衣的下摆飞起来,像只翅膀。
“信不信的,”我说,“他只是想给儿子交完那笔费而已。”
有些没完成的事,会变成执念,在熟悉的地方徘徊。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拆穿,就当是个迟到的告别,给那些放不下的人,留一点时间,留一点光亮。
就像那天晚上,我鬼使神差地打开所有的灯,也许不是为了照亮大厅,是为了让他看清楚,他要找的地方,还在;他没交完的费,有人替他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