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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圆内方的儒者（第3页）

蔡元培不惮烦劳为青年人写推荐信，除了爱惜人才，也因为他有一个定见：“希望在中年人青年人身上。为这些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老年人的义务！”

金刚怒目的“好好先生”

由于蔡元培在民国政坛上经常保持一种“超然”姿态，导致他得了一个“好好先生”的名号。但这绝不意味着蔡元培真的是一个毫无原则、四面逢迎讨好的老好人。林语堂说，“蔡先生软中带硬，外圆内方，其可不计较者他不计较，大处出入却不肯含糊”。又说，“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他的是非心极明”。

人所共知，蔡元培总是热心地推荐北大学生求职，但绝非无原则。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位北大同学请蔡元培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元培促成此事。蔡元培的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蔡元培最犀利的武器就是“不合作”。柔是他的外表与风度，内心却是刚劲不挠的气概，这大概就是频频辞职的原因了。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辞去教育总长职务，袁世凯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则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在五四运动中，人们为凡尔赛会议上列强出卖中国山东利益的消息所激怒。在一次商讨对策的集会上，一些人言辞激烈、喧声冲天，但蔡元培在一旁深沉地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结果他马上辞职，当晚就一个人坐火车南下了。

“五四”以后，中国的大学内，学潮蔚然成风。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并引发风波，很多人冲击到了校长室。一群学生群情激昂，领头的学生冯省三大呼：“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

结果蔡元培听到了，应声挺身而出厉声问道：“你们闹什么？”

为首的学生说：“沈士远主张征收讲义费，故来找他理论。”

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

一群学生这时仍喊着要找沈士远。蔡元培大声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呈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亦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后来，通过胡适做工作，北大教授继续执教，但蔡元培于是年冬天悄然离开北京。

蔡元培的酒量

蔡元培的酒量颇佳，每餐必饮酒少许。陈西滢[106]的纪念文章《蔡先生的回忆》曾记载了关于蔡元培饮酒的故事。

有一年夏天，陈西滢和蔡元培从南京同乘火车去北平。蔡元培带了几瓶南京老万全的香雪酒，是朱家骅送他在车上喝的。陈西滢回忆说：“第一天晚餐时我们两人喝了一瓶——应该说是蔡先生一人喝一瓶，因我只能陪二三杯。那晚上蔡先生虽没有醉，脸却红得厉害。”香雪酒是一种绍兴老酒，蔡元培是绍兴人，虽然这种酒不像高度白酒的酒精度数高，但酒劲颇大。

这次陈西滢与蔡元培同乘火车得到不少照顾。车快到北平时，蔡元培对陈西滢说：中央委员乘车是不用花钱的，这一次一个钱也没花，心里觉得很不安，希望陈西滢在车上的吃饭花销让他开支。蔡元培说得这样委婉诚恳，陈西滢也不好坚持。结果第二天早晨陈西滢发现，不但饭费，连睡车上茶房的小费蔡元培都一起付过了。车到站时，蔡元培又说他带了一个当差，并且有人来接，行李有人招呼，劝陈西滢将行李放到一处运去。这些生活上的小事蔡元培为他想得很周全，陈西滢不禁深深地被感动。

蔡元培在北平的活动，陈西滢也在回忆文章里有所记录：“蔡先生这一次到北平，是十年后重游旧地，盛受各团体、各个人朋友的欢迎招待。常常一餐要走两三个地方。他到一处，一定得与每一客对饮一杯，饮完方离去，所以每晚回家时大都多少有了醺意了。”

抗战爆发后，蔡元培从上海到香港，他本想奔赴西南后方，因健康原因隐居在香港。初到香港时，他的饮食起居得到商务印书馆经历王云五的照顾。午餐和晚餐都为蔡元培提供一大杯绍兴酒。王云五说，“以蔡先生的豪量，此区区者实不足道”。而夫人周峻这时为了他的健康计，才开始限制蔡元培饮酒。

蔡元培的书法

中国书法是中国汉字特有艺术形式，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在北京大学设立了书法研究会，并率先倡导在大学开设书法专科，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蔡元培与中国书法可谓素有渊源。他出生于笔飞弄，而这里就位于有“书法之乡”称谓的浙江山阴（今绍兴）。据蔡元培的《自写年谱》记述：“笔飞弄是笔飞坊中的一弄……相传右军在此的时候，一老姥常求题扇。有一日，右军不胜其烦，怒掷笔，笔飞去，这就是笔飞名坊的缘故。”

这里说的“右军”即“书圣”王羲之（约321—379），字逸少，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曾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内史，领右将军之职，其故居戒珠寺与蔡元培故宅相邻。

蔡元培18岁以前不曾离开绍兴，对故乡的秀丽山水倍感自豪，对“邻居”王羲之推崇备至。在《鲁迅全集·序》中，蔡元培引用王羲之“行山**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之句，赞扬故乡景色并说“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

由于身处“书法之乡”的文化氛围，又由于科举制度下对士子书法的重视，蔡元培自小就注意在书法上用工。《自写年谱》中蔡元培回忆小的时候，“六岁习字，先用描红法……进一步摹写墨印或先生范本……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上仿写出来”　。

蔡元培早年师承黄山谷体。黄山谷即北宋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其行书不循常轨，张扬个性，如铁干铜枝，似高峰奇石，以刚劲奇崛著称。此外，蔡元培的小篆写得甚好，《自写年谱》中云：“我的八股文是用经、子中古字义、古句法凑成的，钱先生很赏识；诗赋有时候全用小篆写的，王先生很赏识。”钱先生即山阴书院的院长钱振常（钱玄同父亲）；王先生即金石大家、善篆隶的稽山书院院长王继香。

但是，蔡元培所习的行书、小篆，与当时科举考场流行的馆阁体相差甚远。馆阁体是一种楷体，属官方书体，讲究规范、美观、整洁、大方，强调共性而非个性。所以蔡元培后来在科考过程中，到了殿试这个环节便遇到了“麻烦”。1890年春，23岁的蔡元培考取贡士，即应参加殿试，但蔡元培没有参加当年的复试和殿试，而是准备两年后补行上述考试，蔡元培担心自己的书体与馆阁体不符而影响名次，打算回家练习两年馆阁体再说。

可是回到家乡的两年，蔡元培忙于他事，并没有好好练字。1892年春季，蔡元培再次赴京复试后参加殿试，侥幸得以金榜题名，尔后，蔡元培经过朝考跻身翰林院。

有一次北大学界的知名人物在一起聚会，会上，钱玄同不禁率直地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元培听了不以介怀，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1917年末，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发起、组织了北大书法研究会，邀请沈尹默为所长，聘请徐悲鸿等为书法研究会的导师。1918年4月15日，蔡元培在其倡导设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开学式上专题演讲，指出“中国图画与书法为缘，故善画者常善书”，希望学校“经费扩张时，增设书法专科”，并商议北大书法研究会附属于国立美术学校之事。

“五四”时期，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写毛笔字失去科举考试“敲门砖”的作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相对式微，依附于传统文化的书法显得脆弱；取消汉文字的“中国文字拼音化”浪潮渐兴，字之不存，书将焉附？在中国书法受到多方冲击的情形下，蔡元培坚持创办书法研究会，并提出在学校设立书法专科，这对后来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学校书法学科的开设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北大的地位和蔡元培的倡行，类似书法社团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上海艺专、杭州艺专等大学中颇为风行，为书法教育提供了榜样。

更重要的是，北大书法研究会的成立使书法进入北大的研究视野，更使北大成为一所艺术气氛浓厚的高等学府，且很快成为全国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中心。之后，北大相继涌现胡适、罗振玉、鲁迅、毛泽东、朱光潜、冯友兰、宗白华等一批书法创作或理论研究很有建树者，他们对中国书法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蔡元培对书法艺术的喜爱和推崇，和他的美育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蔡元培将书法纳入美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也为中国书法繁荣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蔡元培希望借助北大书法研究会这个平台，来推行自己的美育理想，同时希望美术、书法能得到科学之助，以科学推动书法艺术的迅速发展。他说：“美术则是音乐之外，如国画、书法等，亦较为发达。然不得科学之助，故不能有精密之技术，与夫有系统之理论。”

1931年10月，蔡元培在《中国之书画》的长文中对书画的密切关系作了论述，认为中国的书画“起源同一”“工具共通”“并行演进”“互相影响”，并列出“书之演进”章节，专门论述书法的起源与发展：“汉代流传最多者，为篆、隶、分三体。自晋以后，竞为楷法，以行、草辅之。其他各体，偶有参用而已。”蔡元培还在文中介绍了中国历代重要书法家，扼要评述了他们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