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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圆内方的儒者（第2页）

蔡元培辞职而去，新任总长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鲁迅后来说：“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了一打以上总长”，这些粉墨登场的官僚不是来办教育的，“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

教育部内充斥着一片污浊、无聊的气氛，鲁迅已无正经事可做，于是只能用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来消磨时光。蔡元培也有此爱好，所以，他们之间常有切磋和交流。蔡元培将自己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象》《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象》和《苏轼等仿象老题记》拓片赠送于鲁迅。他们还就汉代石刻进行讨论，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汉石刻之人首蛇身象，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除武梁祠画象外，亦殊不多，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故在残石中颇难觏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黎元洪任临时总统。教育总长范源廉遂邀蔡元培执掌北大。此时，鲁迅仍在教育部供职。他的朋友、同乡、北大教授钱玄同，将他引入北大《新青年》营垒，鲁迅著名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白话小说得以由《新青年》而面世。

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对鲁迅和周作人向有倚重，早欲聘其在北大做事。后经多次磋商，根据周氏兄弟的意见，蔡元培聘请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蔡元培知道鲁迅有相应的美学知识，便委托其为北大设计校徽。1917年8月7日的鲁迅日记言：“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历史已百年风尘，这枚鲁迅设计的校徽至今仍在北大师生的胸前佩戴。

1920年8月2日，鲁迅也收到蔡元培的聘书：“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此订。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日。”

鲁迅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他的课讲得很生动。他的学生冯至回忆说，听先生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还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之作，胡适曾高度评价说：“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五四运动时期，北大之所以能开风气之先，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河，与蔡元培广泛延揽人才，集中一大批思想新进、学术扎实的知识精英不无关系，鲁迅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

1927年6月，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后，满怀信心和希望，要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兴起一股改革之风。他还像１５年前当教育部总长时那样，很快便给鲁迅发了聘书。鲁迅被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据鲁迅日记所记，蔡元培曾专程拜访过鲁迅。在居于上层显赫地位的当权者诸公中，唯有蔡元培能够认识到鲁迅的文化学术地位，也唯有他能够接纳鲁迅，并为其提供一个位置，以展示其才识和水平。

蔡元培不仅对鲁迅，就是对周氏三兄弟都是尽其所能地给予帮助。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周建人因此而生活无着，鲁迅为此很着急。3月2日，鲁迅给他的好友许寿裳写信说：“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

蔡元培知道此事后，立即往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相商。后来，书馆因裁员而发生纠纷，鲁迅又去函许寿裳说：“但今兹书馆与工员争持正烈，实亦难于措手，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竣以后，再一托蔡公耳。”到了6月，商务印书馆内部纠纷已经平息，蔡元培才又去与王云五相商，于是，周建人再次与商务印书馆签订聘约。

鲁迅对此事十分感激，和三弟周建人专程往蔡宅面谢，因蔡元培外出而未遇。鲁迅在转托许寿裳代致谢忱的信中说：“弟本拟向蔡先生面达谢忱，而又不遇。大约国事鞅掌，外出之时居多，所以一时恐不易见。兄如相见时，尚乞转致谢意为托。”

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蔡元培邀请鲁迅入盟。据1933年1月6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召开成立会，蔡元培和鲁迅等出席会议，经过投票选举，他们都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在这次会议上，蔡元培将自己的昔日旧作，书赠予鲁迅：

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喑不声。

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

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

顾犬补牢犹未晚，只今谁是蔺相如。

他痛心地对鲁迅说，国民党为了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如磐夜气压重楼”，“雾寒苍天百卉殚”。1933年的中国，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黑暗、凋零和凝重。这一时期，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喧嚷已甚嚣尘上。5月13日上午，宋庆龄、杨杏佛和鲁迅等亲往德国驻上海领事馆，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强烈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政党践踏人权的暴行。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蔡元培和鲁迅共忍悲痛，一起参与料理杨杏佛的后事。鲁迅后来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宋庆龄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位是坚决的。”他对冯雪峰说：“蔡元培的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但革命者，为了阶级，也为了民族。”“现在的阶级斗争，又何尝不是民族存亡的斗争。”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这天，宋庆龄特意来到中央研究院，告诉蔡元培关于鲁迅去世的消息。次日，蔡元培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并挽以一联：

著作最谨严，岂唯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1937年3月，《鲁迅全集》编定，蔡元培写信给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请其亲自审查，放关出版印刷。后许广平希望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蔡元培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浏览了鲁迅的主要作品，慎重地为《鲁迅全集》写出了序文，并欣然为《鲁迅全集》纪念本题字。

《鲁迅全集》20卷本出版后，鲁迅纪念委员会为答谢蔡元培，赠送给蔡元培一套纪念本。但是蔡元培早已按价付了一百元钱的订金。当许广平知道此事后，立即让人将一百元钱退还蔡元培。蔡元培坚持将钱交与纪念委员会，并复函一封说：“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赙敬，仍托王君转致许景宋女士。”许广平收信后，只得遵从蔡元培的吩咐，收下一百元钱，以作“将来举行纪念事业时”用。

许广平对蔡元培所做的一切极为感谢和崇敬，她撰文赞扬说：“蔡先生对全集出版方面，曾再三赐予援助，计划久远，费去不少精神，且曾向商务印书馆设法订立契约。”“至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

蔡元培对鲁迅这位他所欣赏的中国文化人，也可谓做到了仁至义尽。

唯仁者能爱人

蔡元培以他的心地善良而著称，他有一个性格——平生不知如何拒绝别人的求助。

晚年的蔡元培为找他帮忙求职的人写推荐信，每日少则写几封，多则十余封，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蔡元培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北大门生多，他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十几年，为学生写下了不计其数的推荐信、求职信。即使素昧平生的人，写信向他求援，并寄上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也会热心向各大学推荐。

抗战初期，蔡元培因病滞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从重庆给蔡元培寄来快信，自称是北大毕业生，在重庆穷困潦倒、无以为生，请求蔡元培施以援手，将其推荐给用人单位。蔡元培当即致函某机关负责人，称那位青年学有所成。推荐信一出，立见效力，这个青年得到了机关的聘用。然而那位青年报道时所出示的毕业证书并非北大签发。某机关负责人赶紧写信询问蔡元培，是否真的了解那位青年的底细。

蔡元培则回复说：不必在意那位青年是不是北大生，只要看他是不是人才。如果他徒有北大毕业证书而不是人才，断不可用；如果他没有北大毕业证书而是人才，仍当录用。你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请自行斟酌。结果那位青年得到了这份差事，来信向蔡元培道歉，感谢蔡的再造之恩。蔡元培回信时，没有只字片言责备对方蒙骗欺罔，反而勉励对方努力服务于社会。

在当年，社会上有议论说蔡元培的推荐信写得太多太滥，有的官员收到他的推荐信后，一笑置之，不了了之。但蔡元培也殊不介意，推荐信照写不误。陈调元任安徽省主席，有北大毕业生向到安徽省政府求职，蔡元培写了推荐信。陈调元很客气地给予安排。后来，又陆续收到蔡元培的推荐信。北大学生向蔡元培求援，他向来是来者不拒。面对一摞推荐信，陈调元干脆不回复。蔡元培也不觉得有丝毫尴尬。蔡元培曾言：“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他要用他的方式服务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