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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第4页）

所谓的惯，在很大程度上是担心孩子折掉。但现实社会中，有几人能做到真的把孩子天天含在嘴里，捧在手心？无论如何，孩子总要自己在人世间行走。这样行走，就会有风险，有疾病。事实上，人就像其他动物一样，生下来就会有风险，无论担心与否，小心与否，风险总是会有。从概率上讲，让孩子经些风雨，受点磨炼，活下来而且活得好的概率反而要高。即使娇生惯养，所有的事情都大人包办，但一般来讲，父母总会死在孩子的前面，那么孩子后面的日子肯定要过得相当艰难。不仅吃苦的概率注定大，折损的风险也大了。

《二十四孝图》不是一个好教材

眼下，随着儒学的再次复兴，《二十四孝图》也再次走红。好多旅游点都张挂《二十四孝图》；很多地方为儿童讲授儒学经典，不仅有《弟子规》，还有二十四孝的故事。在好多人眼里，提倡孝道，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好事情。

鲁迅先生曾经撰文，特意表达了对《二十四孝图》故事的反感，特别反感这些故事体现的虚伪和残忍意味。“老莱子娱亲”，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为了博自己的父母一笑，身穿儿童彩衣，而且“诈跌”，做婴儿状啼哭。“郭巨埋儿”，仅仅因为家贫，做奶奶的把食物给孙子吃，做父亲的就要把儿子埋了，幸亏挖到半截，挖出一罐金子这才作罢。

在有皇帝的年代，王朝政府都希望臣民忠孝两全，而孝子又是忠臣的基础。所以，孝就变成了绝对化的孝道。不是奉养父母，给他们养老送终，而是非得变出许多新花样来，才算是孝。二十四孝问世后，所谓的孝子，每每要割股疗亲。父母病了，做儿子、儿媳妇的，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熬成汤给他们吃。而跟孝道有关的烈妇和节妇更是可怕。丈夫死了，最好是殉节，其次是守节，哪怕从18岁守到80岁也必须守。这样的孝子、节妇，才是历代表彰的典型。留下来的牌坊，大多是纪念这些古代英模的。

不仅如此，明清时代的法律明确规定，父母对于子女有绝对的支配权，可以买卖。如果父母认为儿子不孝，可以到官府告儿子忤逆，只要这样的告诉发生，儿子不管是否真的忤逆不孝，都死定了。甚至，如果父亲在追打儿子的过程中绊了一个跟头跌死了，那么儿子也要判死刑。反过来，即使父亲无缘无故杀了儿子，也可以免死。

不消说，孝道被法律和政治强调到这个地步，原本基于人类一般情感的孝，就已经变味了，变成了残忍和虚伪，一种不人道的社会道德。而《二十四孝图》恰是这种社会道德的图解化展示，而且从古至今，都是专门针对儿童的展示。显然，在今天，这样的展示不仅不可能真的教会儿童孝顺，而且会有很大的副作用。

其实，孝敬老人是人类的一般情感，并不专属于哪个民族。父母年老需要儿女反哺、赡养和照顾，在古代社会本是一种常态。因为在那个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基本欠缺，养老问题只能靠养儿反哺来解决。针对相应的社会现实，提倡相应的社会道德，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把这种道德绝对化，强化到不近人情的地步，甚至充斥残忍和虚伪，孝不仅不会作为普遍道德被人们认可，而且每每会走向反面。

三、社会结构板结，寒门无贵子

今日的高等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育，更多地像一个为当局政绩做注脚的花瓶，跟民生离得很远。体制，把某些机会固定给了某些人。机会之门，只对社会上的某一部分人打开。

世世代代的中国农民，都把科举考试视为龙门。只要考上了，就是鱼跃龙门，一步登天。后来，科举被废了，学堂则成为替代的龙门，尤其是大学。一个农民的儿子上了大学，无论如何，都是要变成人上人了。这样的感觉在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明显，社会三六九等，务农处在最底层。而且由于户口的关系，农家子弟很难跳出农门。只要上了大学，就有了城市户口、成为“国家干部”，从此就跃上社会上层，多少有点像过去的科举。所以，上大学就是跳龙门，成为农民多少年的刻板印象。而大学本身的精英教育格局，也似乎印证了农民的印象。

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大学大幅度扩招以来，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的大学居然从精英教育，一跃变成了普通教育。但是这种划时代的改变，只是体现在教育行政当局的数字里，而社会对此反应迟钝，农民的反应就更迟钝。他们实在不明白为何一夜之间，上大学就变得容易了。从前一个内地县城的普通中学，出一两个大学生已经相当荣耀，而现在一出就是几十上百人，连过去可望而不可即的重点大学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高峰了。

应该说，对于这个变化就跟当年初废科举时一样，人们将学堂视为科举的替代，小学为秀才，中学为举人，大学则是进士。没废科举时考个秀才就难上加难，现在上个小学易如反掌。蜂拥进了学堂的读书人，尤其是农村的读书人兴奋异常，祖祖辈辈都难以实现的梦，一下子就实现了。今天则是上大学，跳龙门的梦，一下子就在眼前了。

其实，跟大学扩招同步，农村的学校也在退化过程中。行政导向的城市化，不仅经济发展是吸血式的，教育发展也是吸血式。农村好的老师很快被抽到县城，县城好的老师被抽到地级市，各种资源都在往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教育也不例外。所以，基层农民的子弟，只能接受整个体系中最差的教育。即使跟着父母进城的农家子弟，在城里也只能上打工子弟学校。这样的学校，好些仅仅起到了把孩子拢到一堆的作用。就算有些进城的农民混得好一点，子弟可以进好一点的学校，临到高考还是得回原籍。这样一折腾，原本成绩不错的，也会跌下来。

所以，扩招这些年，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越是好的大学，农家子弟的比例就越是低，而且逐年下降。有的时候，一些好的专业，一届连一个农家子弟都没有。因此，虽然农家子弟上大学容易了，但是他们只能上二本、三本的大学。学校档次越低，就越是聚集更多的农家子弟。一个所谓拼爹的时代，在大学就体现得相当明显。父母的社会地位往往跟孩子所上的大学，呈现正比关系。

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真正需要的是大量技术工人。但是，原来的大学扩招，原来的职业技校变成大学，两者都在大量生产白领，而且是在急速扩张而导致教学质量下降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白领。而现在的技校，多数都不合格，很难适应供给技工的需求。

因此，几乎跟大学扩招同步，社会上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一年比一年难。对于那些只能上三本学校的农家子弟而言，就业就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年出现的蚁族和鼠族，拿着比农民工还低的工资，住最差的房子的城市最低端白领，多数都是农家子弟。

最近，我看了一个陕西农民和他儿子的纪录片。这个农民为儿子考上西安的大学兴奋异常，卖掉了家中的一切，自己也来到西安打工供儿子读书。结果儿子毕业后找到的工作，工资还没有他的高，实际上做了蚁族。这样的由昔日农家子弟形成的蚁族和鼠族，事实上很难看到前途。

今日的高等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育，更多的像一个花瓶，一个为当局政绩做注脚的花瓶，跟民生不仅离得远，而且某种情况下还在持续地坑着最弱势的农民。龙门的崩塌，带来的不仅是农民对教育的绝望，还有社会的不稳定。

机遇和拼爹

所谓的机遇，就是机会被你遇到了。有的时候，机遇有点像不可知的命运，能碰到什么，你根本无从知晓。就像电影《阿甘正传》上说的那样，一盒巧克力，谁知道能碰上什么颜色的。大千世界，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在折腾的时候，什么事，什么天气，什么时间碰上什么人；那个你需要的人，是什么脾气，那天他（或者她）又赶巧碰上了什么，心情好与坏，谁能知道呢？一点看起来小得不能再小的意外，也许就会改变了很多事情，让原来预想的事情变得面目皆非。很多时候，机遇似乎已经来了，但一个小小的变故，它就又溜走了。

人在世上打拼奋斗，都希望碰到机会，抓住机会。但机会来了，抓不住的情况，所在多有。都说，机会属于准备好的人，但准备好的时候，机会往往不来；来的时候，又多半没有准备好。时刻准备着，说说容易，做起来其实挺难的。

更要命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机会不是对每个人都平等的。即使在发达国家，家境好的人遇到可以给人带来机遇的人的机会就多；反之，这样的机会就少。同理，家境好的家庭，孩子受教育的机会也多，东方不亮西方亮，因此有机会的概率也高。人聪明，或者具有某个方面天赋的孩子，有时也会被人多关注一点，机会也可能多。甚至，有的时候，长得漂亮的女孩，被人关注的机会也可能多，自然乐意给她机会的人也多。一个没有家庭优势、长相优势，且智力平平的人若要成功，大概得比别人要多付出一些辛苦。

在恢复高考之初，一个农村的孩子考上了好大学，就一定会改变命运。但是，今天农村的孩子已经很难考上名牌大学了。公务员和国企的职务，在理论上并没有对弱势群体完全关上大门，但也大概只留了很窄很窄的一个小缝，能从这个缝隙中钻进去的人，不是天才，也是超级幸运儿。相反，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萝卜招聘，官二代的变相接班。在同等条件下，出身平民的孩子，即使考得好，机会也不会落到他们头上。

机会，越来越多地被人为操控了。体制，把某些机会固定给了某些人。机会之门，只对社会上的某一部分人打开。其实，人有贫富差距，有智愚的分别，也会有等级的差别，但只要上升的渠道是敞开的，问题就不大。哪怕等级再悬殊，待遇再不同，大概也不会引发社会动**。相反，只能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但是，如果阶层固化，富人之子恒为富人，官员之子恒为官员，在下面的人即使付出几倍的努力，都无济于事。体制，无论如何，都不给人机会。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危险了。

也说读书改变命运

读书改变命运，曾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很实在的命题。上大学和没上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绝对是一个分水岭。无论知青也罢，非知青也罢，上了大学，以后的路大抵比较平顺。进入体制，或者走出体制，一般都能混出个名堂。而没上大学的人，大抵就是继续做农民。进了城，也不久就下岗，生活相对困窘。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可能没上大学，靠倒腾生意发了财。

但是，在当今之世，这样的分水岭已经不存在了。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的子弟即使上了大学，也依旧摆脱不了困窘的命运。即使名校的研究生毕业，也有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很多二本、三本的大学毕业生即使进城，也只能做蚁族。

越来越固化的社会层级，从中小学教育就已经开始了。教育资源相对贫乏的乡村，或者城里比较差的学校培养出的学生，考试能力相对就弱，尽管大学扩招，上大学不难。但这样差的学校出来的学生，只能上二本和三本的大学，毕业之后的前景在入学时就已经确定了。相对好一点的单位招聘，如果本科是非“211”大学，问都不问。即使后来人家经过奋斗上了好学校的硕士和博士，照样没用。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渴望因读书而改变。这样的改变，主要是读书可以让人们打开眼界，开阔视野，增加内涵。一个读书人与非读书人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气质上，对人生的态度上。当然，这样的改变跟人在物质上的成功，没有正相关。

可惜，在中国，我们只会说读书或者知识改变命运，不会说改变人。因为世界上没有比我们更功利的民族。干点什么，首先想到的就是物质、地位上的回报。

当然，在哪个山上说哪个山上的话。可即使是这样，读书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我们的学生真的读书了吗？上大学，不等于一定会读书。在中小学，学生可能只学会了考试。进入大学，有很多学生也是只会考试，对读书毫无兴趣。很多人上大学仅仅是为了拿那个文凭，别说本科，就是研究生、甚至读到博士，也只是会考试而已。读书这点事，他们根本就没学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大学毕业市场化选择也已经有二十年了。但是，我们的人才市场依旧不正常。很多笔试、面试更像是形式，只要有一个好大学的文凭，就算有了入门证，然后再有点关系，就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很多上的大学不怎么样，甚至没有文凭但却有真才实学的人，根本连机会都没有。这也就怪不得，进了好大学的学生一门心思想的只是怎么混个文凭。

只读书没有文凭的人没有出路，这个国家就不正常。学校不正常，用人单位不正常，社会也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