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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第2页）

恢复高考之后，教科书成了抢手货。确切地说，是“文革”前的教科书成了抢手货。说实在的，“文革”前的教科书跟现在的中学教科书风格一致，当时不仅没有人恨，而且一册难求。谁有这样的教科书，谁就更有希望考上大学。高考停了十年，人都憋疯了。我那时候也在求，只是求不着而已。

第一次令我对教科书产生困惑的，是考研的时候。我本科学的是农业机械，毕业后留校教党史，被人看不起。一怒之下，愤而考研。临阵摸了摸英语书，就上阵了。没学过文科的人，考文科的研究生，通史这一门，看看觉得题都会，似乎很容易，但就是答不到点子上。历史考试，大体都离不开事件的意义。什么事件有什么意义，一、二、三、四，老师按采分点给分。你得踩到点上，才能得分。这个点，如果你不死背教科书，根本就踩不上。我没有学过教科书，所以答题总是踩不到点上，结果通史才得了60多分。幸亏录取是看总分，最后还是考上了。尽管如此，明白了个中道理的我，还是心情不佳，由此对教科书有那么一点点怀恨在心了。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教科书已经经历了多次的改革，但却难有起色。事实上，我们的教科书问题，出在我们的教育者对教育的理解上。人家的教育，是一个探求真理，学习常识的过程。真理在哪里，教育者也不知道，他的任务，就是带领学生一起去寻找。通过查资料，做调查，最后提出自己合乎道理的看法和论点。而我们的教育，教育者真理在握，教育的过程就是把真理或者真理体系，拆解成一个个的知识点，由教者教给学生。学生的学习，就是对这些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而教科书和与之相配套的教学辅导材料，就是按照这个思路编的。不仅中小学教材如此，大学教材多半也脱不出这个窠臼。

无疑，这样的教科书和相应的教学，对于按照这样的知识体系进行的考试，是相当合适的。尤其是数理化，中学教的知识体系大体固定，我们这样的教法的确能培养出考试的能手。这也是为何中国的中学教育令人诟病，但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却老是能夺冠的原因。

然而，就教育本质而言，这样的教法和教科书对学生今后作为人的发展，是相当有害的。凡是沉浸教科书里学习好的学生，每每后劲不大。以我比较熟悉的历史教学为例，在学校里成绩越好，教科书理解越透，背功越佳的学生，后来越是做不出名堂。其他学科，大概也差不多。因为这样的教科书教出来的好学生，创造力已经被严重窒息了。其实，凡是教科书学得好的学生，背功一流，考功一流，但读书的兴趣和能力已经基本退化了。我见过太多所谓名校的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宿舍的书架上除了教材，没有什么书，他们就是凭着背熟教科书考上来的。上了之后，在这个所谓严进宽出的体系，照样可以毕业。

实际上，教科书对学生阅读的压制，从小学、中学就已经开始了。教科书的存在，原本就是对学生之于书的兴趣的一种摧残。而为了应付教科书里知识点的掌握，势必要排斥其他内容的阅读。所以，在中小学，老早就出现了所谓“课外书”的概念。无论老师还是家长，本质上都对课外书采取排斥态度，认为学生看多了课外书，就会影响成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但是，只看教科书最后成绩好的学生，日后连读书的兴趣都没有了，会有什么出息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教科书由于其固化的模式，也妨害了人们对常识的理解。自然科学的很多定理其实只是相对的正确性，这一点，我们的学生并不知道。而人文社科部分，我们的教科书更是用一个成见体系，灌进学生的脑子里。比如重大历史事件的所谓意义，其实就是成见，但不背熟这种成见，就没有高分可得。成见多了，形成刻板印象，常识也就消失了。

一句话，这样的教科书，非走不可。梦魇，该结束了。

巴结恶老师，挤兑好老师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快到了，今年过教师节特别不好受。都知道师德在败坏，教师这个职业已经不受人尊敬了。但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比较好的，还能守本分的老师，不仅在学校里，而且在家长圈里也受挤兑。在学校里受挤兑，比较正常，因为别人都利用学生牟利，别人都上课不好好上，补课挣钱，就你假正经，不挤兑你，人家挣钱也挣不痛快。现在的学校近似于官场，好的老师不巴结领导，即使你教书有两下子，领导也不会给你好脸子。

但是，很多中学老师告诉我，由于教书上心负责，他们在家长那里也不受待见。他们讲的活泼，就势必离开教科书；要想让学生多读点书，拓展一下知识面，就必然得要学生多看课外书；如果设法启发学生的智慧，教他们学会动脑筋，那么离教科书甚至教学大纲就更远。这样的老师，学生家长一般都不喜欢，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的教法让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下降。

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那些经常被家长告状的，大多是好老师。家长都知道，这样的老师即使你告了他们，他们也不会在课堂上给你的孩子小鞋穿，因为他们好嘛。反过来，那些在课堂上对学生作威作福，讲课不认真负责，经常利用学生牟利之辈，反而不能得罪。得罪了一个，就得罪了一群。我们家孩子还小，在人家手里攥着，所以只能讨好，只能贿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在学校里，越是好的老师，受到的待遇就越差；反之，那些恶老师却有人争相贿赂，逢年过节，礼物不断。现在送实物已经不时髦了，都是送卡。即使不逢年过节，老师有个暗示，家长都积极响应。恶老师反而受到鼓励，不止是物质鼓励，还有精神奖励。学校里评优，也是这些人优先。大学里也是一样，一个对学生认真负责的老师，学生并不在意；而且他们因为评分很严，反而会遭到恶评。学生们喜欢巴结的，都是那些有权势的老师，这些老师即使课上得一塌糊涂，肚子里什么学问都没有，一样会被学生的恭维包围着。

其实，家长和学生不是不知道谁好谁坏，完全不辨是非。他们知道自己巴结的对象是不怎么样，很恶，但只要我的孩子不吃亏，管他恶成什么样呢？学生在学校不过是过客，只要能比较舒服地过去了，以后学校会坏成什么样，谁管？社会风尚如此，多数人只顾眼前，只讲眼前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他们想改变学校的现状，想惩罚恶的老师，也无能为力。改革是个百年大计，他们等不得，也不知道自己能在里面做什么。没有人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能做的，就是凭自身的财力，尽量让自己家的孩子过得好一点。

就这样，我们的学校越来越糟，劣币肆无忌惮地驱逐良币。学生从幼儿园起，就成了老师手中的“肉票”，学校和老师可以放肆地对学生和家长提各种无理的要求。而学生和家长，只能无条件地递交保护费。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过程什么时候是个头。学校的恶化，到底有没有底？

校服乱弹

在印象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兴校服。中小学生穿着各自学校订制的校服，招摇过市。远远望去，像菜虫者有之，像甲虫者亦有之。说美感，当然大多都谈不上。难怪一些好事之徒总是拿校服开涮，说三道四。

记得十几年前，好像媒体上也说校服这事的，不过那时说的是校服背后的腐败。很丑、很烂、很不透气的校服每套价格不菲，但学生家长却非买不可；买了孩子穿着不舒服，也非穿不可；多穿，穿烂了，才好换新的。这样的校服，不仅仅是因为校长和总务主任没有审美感，而是里面有猫腻，偏是这样的校服他们才能弄到钱。越烂，换得越勤，他们拿的好处越多。

可惜，这样的腐败分子抓了不少，但校服却依旧不怎么样。走到今天，依然留人话柄，惹人笑骂。在中国，有集团购买就有腐败，都成顽疾了，这事如果不从根子上治，治不了。其实，校服就是制服。制服这东西，如果按功能讲，美观不是第一要考虑的。人类有制服，自军队和囚徒始。依照福柯的观点，制服的出台目的应该是为了规训的需要，所谓校服、护士服乃至军服，其实跟囚服在某些功能上是一致的。穿上这玩意，首先是为了便于管理，其次是培养认同感，对职业、身份，团体日久生情，产生认同。当然，一旦认同感生成，规训的目的已经实现大半了。

正是因为认同的需要，所以制服才会考虑美感。像囚服，就没这个需求。有哪个神经不正常的，出了监狱还乐意再进来重做冯妇呢？所以，也就始终谈不上美感，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一旦越狱了，还要囚徒费心换衣服，否则很容易被认出来，抓进去多穿几年这玩意儿。

认同需要美的陪伴，但本身则具有政治意义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设计制服的时候，才会煞费苦心。在历史和现实，流行和时尚，道德与审美之间折腾。世界上最成功的校服，应该是日本近代的男学生服。孙中山拿来加以稍稍改造，就成了国民党标准的革命服，连四个口袋都被赋予礼义廉耻的意义。国民党成立蓝衣社，社员人人都穿蓝色中山装。但不知为何，这个服装后来又被老外叫成毛式服，大家都认。直到今天，中山装还有人穿。但制服的意义，已经淡化了。

在革命时期，制服的政治意义是第一位的，审美什么的，甚至可以靠边站。现在好些唱红歌的人穿的红军服，其实都不对。那时候，各支队伍抓到什么颜色，就染什么颜色，样式也是这样，能做成啥样，就啥样。但是，在和平时期，如果你还想要通过制服带来认同，就得跟时尚搭点关系。时尚流行短裙，你就不能太长。当然太短了也不行，就像前一阵泰国那样，迷你裙进校园，大家都会叫，有的叫好，有的叫孬。至于颜色、剪裁、样式都得让民众认可，否则人家就不乐意穿，强迫穿了，也徒生反感。

只是我一直觉得，在我们中国什么事都比较滞后。对校服论美丑，其实是人家别的国家的事情。学校借校服弄钱，在别的国家是大逆不道的事；在我们这里，家长一般都反不了，也不敢反。更恶心的是，多数学校都对校服有着严格的规定，裙摆的长短、裤腿的长短、领口的深度、腰围的尺寸都有明确的限制。在这里，身材、线条什么的，都成了需要被遮掩的对象。制作校服的人恨不得做成一个口袋，把人装进去就得了。学校方面考虑道德比别的什么都多，学校最操心的是学生别出事，至于对学校认同嘛？谁知道呢？

在我们好些校长老师眼里，眼前的学生其实就是囚徒，最好是能像监狱一样关起来。据说，管得越严，成绩就越好。一次，我到一个著名的中学参观。在学校门口，一个学生指着学校的牌子跟我说，这个牌子应该改为第一监狱。

囚服，还用在乎美丑吗？

歧视不能从娃娃开始

据当地记者了解，东莞所有的公立中学（包括职业中学）中，具有本地户口的考生，要比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主要是农民工子弟）入学考试的过线分数要低，而且低很多，差距达到100分。同一所中学里面，最多相差126分。这样的一个分差，将会把相当多的农民工子弟挡在学校的大门外。

尽管教育公平的口号，写在教育部门的门脸上。但各个城市，尤其是发达地区城市的学校，对在当地务工的农民工子弟，歧视是越来越明显。在北京，对农民工的子弟入学，关卡重重，以至于很多孩子上不了学。至于教育资源优良的重点中学，更是没有农民工子弟的份儿。即使你挖门子倒洞，进了这样的中学，如果没有北京户口，高考的时候还是得回原籍，否则就只能考三本的职业技术学院。

不用说，这种照顾本地户口生源的做法，是为了防止农民工子弟挤占当地的教育资源。这样的做法，照例都能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但是却在根本上没有道理，有违起码的公平原则。

以东莞为例，这个城市今天的繁荣，它的GDP、税收都跟外来人口的贡献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外来的打工和创业人员，那么东莞也许不过是一个广东不出名的小城镇，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没有当地的户口，并不是这些外来人的错，是这个国家户籍制度的错。从根本上说，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用来隔绝城乡的一种封闭性体制的产物。这样的产物，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不仅妨碍经济的发展，而且制造着社会矛盾，制造着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消说，东莞和其他一些城市歧视外来人，歧视农民工子弟的入学政策，实际上就是基于户籍制度的一种错误做法。这样的做法，就是**裸的歧视。这样的歧视，造成了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的矛盾和敌意。而事实上，在今天的东莞，双方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和谐共处。但是，这样的入学政策，却平白地在两种人之间划开了一条深深的裂痕。

事实上，城市教育资源的短缺，可以靠增办学校、调整教育资源使之均等化来化解。入学政策上的特别照顾，虽然可以一时让户籍人口感到满意，但长远地看，这样的照顾不仅会导致学生竞争力的退化，而且引发的社会问题终将吞噬这种满意。

大学的亮点是校花

巴西世界杯上的新闻很多，冷门迭出，黑马很黑。但最令中国网民兴奋的，就是本届世界杯上产生了新的“乳神”，一张乳沟夹手机的美女照片风传各大门户网站。小编们为此，似乎已经忘记此前的扫黄风波。

进一步的消息表明，这位新“乳神”原来是北师大的校花。网上把她和陈冠希的合影，都给扒了出来。

中国的所谓名校，都有校花。怎么评出来的，我不知道。但北大、清华有，人民大学也有。但是，这回北师大的校花独占鳌头，力压群芳。

媒体热衷此道，这是没办法的事。足球世界杯是全球的大事，商机无限。但是，基本上没中国什么事。国人传统，男人不行的时候，就得女人上。救国救民，就在此举。所以，弄出个女神来，送到巴西露脸兼露乳，也算是为国争光了。只是，这样的女色新闻，其他国家的媒体是不是也感兴趣？即使别人都不报，在我们这边成了热点，目的也达到了。其实，就算没世界杯，校花跟状元一样，都是媒体乐意炒的宝贝。因为，校里校外的人们，就爱这口儿。记得人民大学冒出来女神之际，学校的官网上，赫然将之列在招生一栏的首页上。

这几年，大学要靠校花出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在20世纪90年代，有人要搞校花的评选，还遭到学生的抵制。而今天，校花大赛已经公然举行了。在网上披露的照片和视频上，各校的校花们身穿比基尼，横空出世，妖娆上台。无论哪个学校，校花都是师生们说也说不完的话题。前一段，京东的掌门人的一段新恋情，如果不涉及清华的校花，怎么可能被炒得如此火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