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人才选才有道 有人才方可谋事（第4页）

李鸿裔看到这里，忍不住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

曾国藩送走客人，回到书房，看到新题的文字，叹声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了。

曾国藩令人拿着令箭到处去找，最后在秦淮河上的花船中找到了他，带了回来。曾国藩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

李鸿裔只好老实地回答：“是。”

曾国藩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往往杀身灭族的大祸，就隐伏在这里边了。”

李鸿裔敬畏地接受了这番教诲，从这以后，也就慢慢地收敛了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2。轻薄的人

一个人最忌的就是轻薄浮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之后，就会使人感到俗不可耐，甚至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健，谦谨坦**。

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

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莫邪、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苞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薄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现今老了，这三端还要加以防戒。

曾国藩在其人生经历中，最反对那些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人，他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了灾难，即使在戎马倥偬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不会对此无动于衷，而是尽量地给予接济和照顾。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当时的形势可谓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这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苦难的时候。一天，他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都不知道，于是派人四处寻问，生存的人给以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一定的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保留。

至于轻薄的第二端，曾国藩特别地指出了其危害：骄傲是最可恶的一种德行，凡是担任大官职的，都是在这个字上垮台的。指挥用兵的人，更应警惕骄傲和懒惰的习气。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骄、惰这两个字误事最多、最大。

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

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而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为人、为官、治世、为政如能戒此三端，必当受益无穷。

用新型人才激发团队活力

曾国藩主张经世致用，反对死读书，书读得多并不一定就是人才。

1。重用新学人才容闳

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现状，因此主张洋务，并注意搜罗科技人才，一方面向朝廷上奏，请选择一批品学兼优的六部官吏和新科进士来安庆，他将视其才情，量才而用；另一方面广贴告示，多发书信，向全国招延人才。

听说两江总督曾国藩如此爱贤如渴，爱才如命，短短的几个月里，人才涌集到安庆这一弹丸之地。

容闳是新学人才的佼佼者，他就是被曾国藩求才的诚意打动留下来负责洋务的。曾国藩幕府的庞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自己所著的《西学东渐记》中说：“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罗致之也。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

容闳7岁时便在澳门跟随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读书，19岁时到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在美国学习了8年，回国后有一腔报国的热情。他先是对太平军抱有一定的期望，他在香港时向洪仁圩提出七点建议：一、组建良好军队，二、办武备学堂，三、建海军学校，四、建人才政府，五、创办银行，六、以《圣经》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不久，他和两个美国传教士一起到太平天国统治的地区考察，在苏州、常州等地，他亲眼见太平军军纪好，人民安居乐业。见此情景，他很激动，一到天京就与太平天国的高级官员接触，可是他失望了，他发觉那些天国要员们一个个观念陈腐，见识鄙陋，并且争权夺利，结党营私。容闳断定这帮人成不了气候，觉得自己在太平天国混没有什么前途，就悄悄离开了天京。

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近代中国科技史上有名的几位科学家，都早闻容闳的大名，他们就向曾国藩推荐。

李善兰是近代中国的数学先驱，他在曾幕府先后工作8年，不但为曾国藩设的江南制造局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还翻译了许多西方数学著作，为中国的近代数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数学家华蘅芳也在曾国藩幕府中呆过。徐寿被称为中国近代化学之父，他和儿子徐建寅在曾国藩府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办洋务、设立工厂方面，他起到了关键作用。由这些人推荐，曾国藩当然恨不得很快把容闳招过来，他接连向容闳写了三封邀请信，容闳才过来。

曾国藩看过那份上书，对七点建议中除《圣经》为课这一条外，其它六条都接受，他说：“洋人的轮船、枪炮的确比我们厉害，我们要向洋人学习。你提出办学校，这是个好主意。你是个人才，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请求你在我手下当一名将官，你接受吗？”

容闳说自己从未经过军旅之事，也没学过军事学，所以做军官不能胜任。他的诚实更打动了曾国藩，曾国藩生怕他离开，继续请求容闳在他的幕府里做点事，容闳答应了。

不久，容闳向曾国藩建议，仿照洋人的办法建一个制造机器的机器厂，制造各种各样的机器，有了这样一个机器厂，过个十年八年，就可在全国各地建造许许多多的工厂。曾国藩非常激动地答应了。于是，中国第一个军械所在安庆诞生了，洋务的理论主张，终于走上了实践的轨道。

2。重用外交、科技人才

外交、科技人才是一种新的人才，在曾国藩之前，清朝政府还没有和外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从郭嵩焘担任第一任驻英公使开始，近代的外交活动才逐渐展开。这一阶段的外交家，多与曾国藩有着密切的关系。

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曾任驻德、驻俄公使，在维护祖国的尊严和民族利益上做出过重要贡献。此外，著名外交家薛福成、黎庶昌、陈兰彬等，都是曾国藩的幕僚。

曾国藩虽是通过科举正途成长起来的封建大官僚，但他内心早就对科举取士的方式有些异议，随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他发现一些真才实学者并不是埋首书本的人，而是走出书本、形成个人见识的人。

于是，他毅然从八股文中走出，留心时务经济，他还把自己这种认识体会告诉家人朋友，希望晚辈不要役役于科举，做什么官。考试能够选拔出人才，但中举、中进士的不一定都是人才，落选的也不都是庸才。

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曾国藩拓展了他的取才范围，使一些并不是科班出身的人，其才华得以施展，有幸成为国家重要的新型人才。

例如，薛福成就是一个落弟秀才，但他的思想前卫，把中国摆在全球的位置进行考量，提出不少真知灼见的图强主张，很合曾国藩的想法。薛福成说：“我们也要造铁船，也要制利炮，非如此，则不能守御海疆，则不能保国保种！”他建议把安庆的军械所移到开放前沿城市上海，并且把它十倍百倍地扩大。曾国藩问容闳意见如何，容闳认为上海地处海隅，便于铁船试航，十分称赞薛福成的眼力。

一个落弟秀才有如此作为与见地，莫不与曾国藩善于发现、敢于起用、激励培养有关。

曾国藩“中兴得人”的“用”字功夫，体现着一种全新的理念：时代在不断前进，一个团队、组织要想“与时俱进”，同时代一起发展，就得不断吸纳新型的人才，使团队保持成长的活力和竞争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