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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 谋三思而行 未雨绸缪（第3页）

社会是人群的集合，无数个体的竞争之力汇合起来，构成巨大的社会力量。一个人要想做出一番非凡的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的努力，必须寻找一切成功的契机，寻求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借为己用。借势而起，借力而发，对胡雪岩来说轻车熟路。

不少人，希图以一己之力摇旗呐喊，造成对自己有利的态势，殊不知这样做往往得不偿失，真正高明的人必然是顺流而行，借势而行。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顺利利地办成了，就是懂得借势的缘故。胡雪岩为帮助左宗棠筹办船厂和筹措军饷向洋行借款成功，就是借势而行的结果。

胡雪岩是中国历史上以商人身份代表政府向外国引进资本的第一人。而在他之前，清朝政府还没有向洋人借款的先例，当时的官府明确规定不能由任何人代理政府向洋人贷款。曾是军机首领的恭亲王，就曾拟向洋人借银一千万两用于为海军购置军舰，朝廷的批复却是：“其请借银一千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朝廷重臣恭亲王的碰壁，甚至让一向果敢又决断的左宗棠，对向外商借款能否获朝廷批准也心存犹豫。

胡雪岩却不像左宗棠那样看待向洋人借款一事，他认为此一时，彼一时，同样是向洋人借款，那时要办断不会获准，而这时要办却极可能获准。因为形势已经变化了，这是时势使然：

一是那时向洋人借债买船，受到洋人多方刁难，朝廷官员中的大多数人不以为然，恭亲王独木难支，亦开始打退堂鼓，自然绝不会再去借洋债。而此时洋人已经看出朝廷镇压太平天国，收复东南财富之区的信心和决心，自愿借款以助朝廷军务，朝廷自然不大可能断然拒绝。

二是当时发展军务并不是朝廷的头等大事，向洋人借款买船仍然可以暂缓。此时朝廷认为发展军务重于一切，而重中之重又是镇压太平天国。为军务所急提出向洋人借款的要求，朝廷也一定会言听计从，批准借款申请。

三是此时领衔上奏的左宗棠本人手握重兵，权倾朝野，且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而深得内廷信任，由他向朝廷提出借款事宜，其分量自然也不一般了，朝廷也自然应当颇为重视。

抓住机会，借助这三个条件形成的大势，向洋人借款不办则罢，一办则准成。事实也确实如胡雪岩分析的那样，朝廷批准了向洋人借款事宜。

“与其待时，不如借势”，这里所说的势，即恰逢其时、恰在其地，几好合一，对于事件的成功能够起积极作用的机会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助成“毕事功于一役”的合力。

这里的“时”即能够促使事情成功的有利时机，“事”是指具体要进行实施的事情。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同样一件事，时间不同了，条件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彼时去办，也许无论花多大的力气都无法办成，而此时去办，可能“得来全不费功夫”。因此在处理事情时，我们应认识到：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

乘时和借势是成大事的重要因素。由于时和势常常处于变化之中，时而有利，时而不利，这尤其需要借势成事者审时度势，超前判断，在形势变得即将对己有利时，抢先出手，方能抢占先机，进而借势掌握全局，最终实现成事之效。

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

生意场上，充满了搏杀，也充满凶险，往往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而且生意越大越难以照应，也就越容易出现疏忽。因此，驰骋于生意场上，不能恃强斗狠，也不能大意粗心。一事当前要谋定后动，未雨绸缪，是生意人一定要记取的。

胡雪岩说：“这时候做事，不能说碰运气，要想停当了再动手。”他这里说的“这时候”，自然不是指商事运作的时候，而是指危机时刻，不能一味指望运气好转，要把思路想透彻再选择前行方向。但这其中包含的道理，用于阐释商事运作却也是极为恰当的。

杭州被太平军团团包围，王有龄遵地方官“守土有责”的惯例，率杭州军民坚守孤城，终至粮草尽罄，断粮达一月之久，连药材南货，比如，熟地、黄精枣栗、海参之类，都拿来做了充饥之物，再后来就是吃糖、吃皮箱、吃草根树皮，最后已经到了割尸肉充饥的地步。胡雪岩冒死出城，到上海买得一船救命粮；运至杭州城外的钱塘江面，无奈进城通道已经完全断绝，城内城外相望而无法相通。

在经历了三天度日如年、寝食俱废的等待之后，胡雪岩终于同意进陪他·起到杭州送粮的萧家骥冒险进城，向城中通个消息，并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将粮食抢进城中的办法。萧家骥出发之前，胡雪岩问他如何到对岸，如何进得杭州城去，遇到敌、我双方的人又如何应对。

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萧家骥其实想都没想，以他的意思，这种情况下，原本只能见机行事碰运气。胡雪岩不同意只是去见机行事碰运气，他告诉萧家骥“这时候做事，不能说碰运气，要想停当了再动手”。并且为他筹划了细致的应对方案，才放他出发。

其实，在成大事的过程中许多时候遇到的情况与萧家骥此时冒险进城也非常相似：

救命大米费尽辛苦已经运到城外，绝没有无果而返的道理。但当时的情形是，城外的人对城内的情况一无所知，城外有重重围兵，抓住想要与城中守军互通消息的人，一定会予以重罚，弄不好还会杀头。

而被围的人此时实际上也已成惊弓之鸟，萧家骥在城中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加以这个时候又不能写一个能够证明他的身份的文书信函之类的东西带在身边，进得城去也有可能被当成奸细。

也就是说，无论是落入围兵之手，还是进得城去，应对稍有差池，都会性命不保，更不用说完成此行的任务了。萧家骥此行，实在吉凶难分，结果只能等到最后才能见分晓。

所以，一个欲成大事的人，必须时刻注意提醒自己，要谋而后动，“想妥当了再动手”。

未雨绸缪，思想行动要有防患

“未雨绸缪”即趁天还未下雨，赶紧修补好门窗，作好准备，以防不测。再引申一步则成为做事、处世的一种谋略。

天有不测风云，更何况随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世事人心。凡成就大事业者，对不测事变都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防患于未然。特别是事业一帆风顺，成功接踵而至之时，更该有所警醒。

老子曾说：“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民间的俗话也说：“晴带雨伞，饱带饥粮。”这些说法都深刻地阐明了一个道理：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做事要懂得算计，要走两步看三步，才有取胜的可能。

胡雪岩十分注意给自己留退路，这也是“未雨绸缪”的一种做法。胡雪岩在自己生意的鼎盛时期，总是能够深谋远虑，十分注意未雨绸缪。

可惜的是，在后期的事业中，他在一些重大问题和事情的处理上，却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官场斗争等客观情势的限制，一方面由于他的用人不当与失察，也更由于他自恃实力雄厚，反而把一条驰骋商场必要的原则忽略了，以至于最后在挤兑风潮来到之时，终因无救而导致自己辛勤一生积累的巨大家业彻底崩溃。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为帮左宗棠西征筹饷而向洋行借债一事：

按说，借洋债用于军需粮饷，这本来是国家事务，但这两笔巨债最终却错综复杂地落在了胡雪岩身上。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西征期间，粮款奇缺，但他深信西征迟早会成功，可谓志在必得，因此他要胡雪岩出面邀集商户，同时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以解军需之急。最终从华、洋两面共借得商款达六百五十万两用于西征粮饷……

本来照左宗棠自己的计算，还清这笔款项应该不难，因为预计七年之中，光陕西就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八十万以上，以这笔饷款清偿“洋债”足够了。但因协饷解到时间不一，所以协定不做还款期次限制，六年还清即可。除此之外，左宗棠在奉调入京之前，为了替后任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再次在近乎独断专行的情况下又向汇丰银行招股贷款四百万两。

之后不久，左宗棠为借洋债之事入奏朝廷，但一个月以后接到朝廷批复，大意竟然是不予理睬。因为朝廷认为左宗棠系借商款，以致京内各项开支都无从筹措，自然还款也就不能帮你左宗棠了。

朝廷这种连推带拖、“概不负责”的态度，无疑使借款的风险一点一点都转嫁到了当时出面商借的胡雪岩一人肩上。因为虽然说好这两笔借款都由各省解陕的协饷还付，但一来协饷解到时间不能有明确期限，而且原议解陕的协饷还有可能被取消。那么协饷不到，无法还款，洋行自然是找胡雪岩，而胡雪岩为了自己的信用，也就只能尽力筹措还款。正常情况下，以胡雪岩的财力当然问题不大，但局势如果发生变化，后果必将不堪设想。

乱世之中，最终竟然不得不以一人之力而担国家的债务，这显然是胡雪岩没有为自己算计到的一步棋。而且当时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上海市面已经极为萧条，市面存银仅百万两，特别是此时，李鸿章要整掉胡雪岩的端倪已现，在此时接受为左宗棠筹集粮饷任务，更是没有为自己绸缪。

同时，在另外一件关于生丝的生意上，胡雪岩坚持与洋人一拼到底，决心“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不肯将囤的丝、茧脱货求现，则更加是不仅未绸缪，甚至是将自己逼上绝路而致背水一战。这样，风波突起之时，也就除了破产查封偿债之外，别无他路了。

胡雪岩自然是明白人，但这节骨眼上，就连胡雪岩如此精明的人，也不免失误。未雨绸缪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行动问题，认识到了却不采取行动还是没用。

众所皆知，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正因为这样的局限性，才使得人们考虑问题难以周全；同时，由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处境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在这些变化中，其中有些变化是可以预见，可以把握，但更高更深的变化并非如此。因此，人在考虑问题时，就应该多做几手准备，处处算计到，真正做到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