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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套 掌控人生36计人生价值计2（第2页）

终生都在旅行的徐霞客：我国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不应科举，不入仕途，把全部精力都献给祖国地理学的研究事业。他从22岁出游太湖开始，直到去世为止，三十多年间都在旅行考察，足迹遍布全国名山大川，北至盘山，南及崇左，东到普陀，西抵腾冲。徐霞客是一个不畏艰险的人，他去的地方，常是人迹罕至的穷乡僻壤，长年累月地跋山涉水，经常攀悬崖峭壁。他登山一定要登到最高峰，观察河流一定要追溯源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途中经常遇到危险。别人劝他回去，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带一把锄头走，何处不可以埋我的尸骨呢？”51岁那年他还要出游滇南，对儿子的劝阻，他回答说：“你们只当我死了。”最终，徐霞客撰写成著作《徐霞客游记》，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奉献精神”是一种爱，是对自己事业的不求回报的爱和全身心的付出。对个人而言，就是要在这份爱的召唤之下，把本职工作当成一项事业来热爱和完成。

鲁迅先生一生写诗不多，然而警句不少，其中尤以《自嘲》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最为人所传诵。《自嘲》一诗作于1932年10月12日。鲁迅将它写成条幅，赠送给柳亚子。题跋说：“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亚子先生教正。”

《自嘲》就是戏嘲在反动势力血醒统治下自己的险恶处境与遭遇。通过自嘲，表现了作者对敌人的蔑视以及甘愿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的崇高品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一生光辉战斗的业绩和共产主义精神的写照。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文艺工作者讲话时，曾指出鲁迅的这两句诗“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郭沫若同志在为《鲁迅诗稿》作序时也说：“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其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据说鲁迅经常以牛自比。他曾对夫人许广平说：“我好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他也曾说：“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不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言，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是把自己比做供人役使的牛的例子。“千夫子”指的是敌人，对无论怎么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指的是人民大众。鲁迅“甘为孺子牛”全心全意为人民无私奉献付出，就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当今世界是一个和平的年代，奉献精神大多体现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比如，提高工作执行力，端正工作态度，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等等，都是奉献精神的具体表现。奉献精神一般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奉献作为一种精神，它是一种不求回报的无私给予，不管是对社会还是对他人，奉献都是无偿的。对社会来说，奉献是义务性地为国家或社会公众所做的事，即列宁所说的“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对个人来说，是对他人无偿地援助和帮助。

其次，奉献是爱心的原动力。一个人不管对社会、对他人奉献的是什么，物质形态的也好，意识形态的也好，生命形态的也好，归根结底是出自于他的爱心（包括对国家、社会、人民和他人之爱），同时，奉献也是爱心的具体体现，没有爱心的奉献是不可思议的。

第三，奉献的内在约束力量是责任感。一个人只有具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责任感，才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才能在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做出无私的奉献。

第四，奉献有别于贡献，它们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根本区别在于奉献是无私和无偿的，贡献则是有私有偿的。一个人可以在一定物质刺激面前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所谓“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就是这个道理。奉献与贡献的另一区别是，贡献有大小之分，奉献却只有内容的不同，无论什么样的奉献，本质是相同的。

由于奉献是无私无偿的，所以人们总是把无私与奉献联系在一起，称作无私奉献。无私奉献作为一种情操、一种境界、一种精神，它是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时代的呼唤。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书香门弟。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46年，邓稼先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邓稼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他是最具有农民朴实气质的科学家。

“奉献”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在过去的岁月里曾激励了无数劳动者。奉献，就意味着付出和给予，而这种付出和给予又应该是真心实意的、自愿的行为。

在当今社会，讲奉献，就是要从点滴入手，就是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就是要求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认认真真地做好本职工作的每一件事。只有这样，才会自觉地忠于职守，尽职尽责，才能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生启示录

奉献是一种觉悟的行动。对于一个人来说，奉献是品行修养的升华，是心灵高尚的旅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奉献是人情美好的体现，是弥足珍贵的风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奉献是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是催人奋发的时代精神。

时刻不忘报效国家

出国留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唐代玄奘以前，就有人出国留学，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以来，才有众多的青年，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到外国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留学的制度化，是近代中国的一项创举，一大成就，也是近现代史上最光辉的一章。

留学生的历史使命是带领中国走向世界。留学生多有较高的知识水准，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经历文化的震撼和适应，能够作文化的比较与选择。当他们向国人传播世界知识时，不同于外国传教士，不但语言比较方便，而且具有说服力、诱导力及亲和感。他们的种种努力，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了人们。他们对祖国的贡献，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

季羡林也十分赞同出国留学。他说，“我不但不反对中国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而且真诚地积极地希望和帮助他们这样做。不但年轻学生，连并不年轻的教员，不管是哪一门学科的，我都希望他们能够出国看一看，学一学，时间可长可短，走的国家可多可少，访问和学习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他认为，要想在学习和工作上有所成就，必须放眼世界，加强沟通和联系，再做井底之蛙肯定是不行的。他还列举了唐玄奘历尽千辛万苦西行取经的故事用以证明。

但是同时，季羡林也强调，出去留学完成学业后应该回来。他说，“我希望，他们看一看，学一学之后还要回到我们的祖国来，用看到的和学到的本领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而那些兀兀穷年，废寝忘食努力学习外语，通过必要的测试终于到了外国的青年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能拿到绿卡，放弃了中国国籍。正如中国俗话所说的那样：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从这些言语中可以看出，季羡林不但自己时刻不忘报效国家，他也希望出国留学的学生也能像他一样，能学成归来，报效自己的祖国。

季羡林的这种报国精神，是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共同的操守。与季羡林同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钱学森是在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他成了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在“二战”期间，他与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程，是美国屈指可数的杰出人才。他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升起，新中国成立了。过了5天就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这一天，钱学森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欢度佳节，他们边赏月边倾诉情怀，深为祖国的新生而欢欣，并对祖国的美好前景充满着憧憬。就在此时，钱学森心中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早日回归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