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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套 掌控人生36计人生价值计1(第3页)

那么,爱情究竟是什么呢?没有人能给“爱情”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即便是有,恐怕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季羡林说爱情可以分为现实主义一派与理想主义一派。现实主义者说:“爱情没有永恒的,爱情是靠不住的感情。”理想主义者说:“爱情是纯洁而高尚的,真爱是永恒的。”彼此争论,难分难解,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

季羡林在《爱情》一文中,引用了蒙田的一段话:“我承认,爱情之火更活跃,更激烈,更灼热……但爱情是一种朝三暮四、变化无常的感情,它狂热冲动,时高时低,忽冷忽热,把我们系于一发之上。而友谊是一种普遍和通用的热情……再者,爱情不过是一种疯狂的欲望,越是躲避的东西越要追求……爱情一旦进入友谊阶段,也就是说,进人愿意相投的阶段,它就会衰弱和消逝。爱情是以身体的快感为目的,一旦享有了,就不复存在。”

蒙田和季羡林在爱情这个问题上都属于“现实主义”这一派,他们没有将爱情的功效过分夸大。不过季羡林说自己并不是要大家对爱情感到绝望,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因此可以说真正的爱情或许到了最后都归于平淡,**热烈的爱不能相守一生,或者说不可能一生都拥有**洋溢的爱。

季羡林曾在《留德十年》里写过一段自己在哥廷根大学读书时的经历。他的学生钱文忠说:“季羡林先生留洋十一年,但在情感上非常传统,他不会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他留学时,正好是二战时期,德国很多年轻男子都被征军,留下了很多女孩子。虽然是留学生,但是季羡林先生不会打字,而在德国,博士论文必须打印,当时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德国姑娘叫伊姆加德,一直给季羡林先生打博士论文,两人日久生情,女孩爱上了季羡林先生,季羡林先生自己也知道。但是季羡林先生回国后,跟伊姆加德就没有联系了,季羡林先生想,可能伊姆加德已经不在人世。”

后来,北大德语系有位教师到了哥廷根,去追寻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的生活踪迹,他到了哥廷根的市政局,一查伊姆加德还健在,还住在当年的地方。这位教师去找到了伊姆加德,问她是否还记得六十年前,有个中国留学生叫季羡林的,“伊姆加德一脸茫然,因为季羡林先生当时的名字拼法和今天不一样,当时叫羡林季。教师一看伊姆加德没反应,想是不是因为岁数大了,就再把季羡林先生当年的拼法写出来,老太太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话也没说,就回到里屋捧出一台旧打字机放在教授面前,正是当年她给季羡林先生打字的打印机。教师告诉伊姆加德,季羡林先生在中国已经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学者,伊姆加德毫不惊讶,她说当初自己就知道他的才华。教师还帮伊姆加德照了张相,我也见过,一身红衣服一头银发,季羡林先生后来把照片放在书房里,这是非常纯洁的一段感情。”

关于这段故事,季羡林老当时的日记也有记载:

“吃过晚饭,七点半到Meyer家去,同lr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数天后,季羡林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三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L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季羡林后来写文章回忆说:“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讯。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一九八三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季羡林的这段经历,读来颇令人感怀。他说,青年人最好不要一切为了爱,以爱的名义耽误了学业、事业,到头来还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季羡林为什么要单独给青年人“寄语”呢?这是由青年人的年龄特性所决定的,时有耳闻青年人双双殉情之事,这样的事情在中年人中几乎不曾听闻。

莫扎特年轻时,倾慕爱恋过好多位秀丽、美貌的姑娘,但时间都不太长。当他21岁时,与母亲一起外出演奏旅行。在去巴黎的途中,路经曼汗城时,莫扎特邂逅了一个芳名阿蕾霞的德国少女。

这位少女有着银铃般优美的歌喉,莫扎特整个心都被她迷住了。他就以教阿蕾霞的声乐为借口,说服母亲在曼汗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少女为了报答莫扎特的盛情,曾把芳心默许给他,莫扎特为此大为感激,表示愿意娶阿蕾霞为妻,帮助她成为歌剧明星,并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父亲。

母亲目睹这一切,感到如此下去,势必影响巴黎之行,就在儿子的信后,悄悄加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补白:“这位姑娘很会唱歌是真的,可是我们不能忘记自身的利害。”父亲来信,对莫扎特婉转警告:“你想要成为将来被世人淡忘的平凡的音乐家呢,还是做一位留名青史、受人祝福的第一流音乐家?你愿意做时常被美貌所迷、不多几时死于床铺上、让妻儿流浪街头的人,还是做一名基督徒,过幸福的生活,重视名誉与自主,给予家族以安乐?”接着父亲又以强烈的语气追加道:“必须前往巴黎,不得迟延。然后加入伟大人物的行列。若是不能成为恺撒,就不必做人。”在父亲的忠告下,莫扎特强忍感情,终于向阿蕾霞告别,和母亲踏上巴黎之途。

后世之人能知道莫扎特,有莫扎特父亲的功劳。年少时你也许会对爱情充满各种各样的幻想,一旦幻灭就如遭遇“灭顶之灾”,其实大可不必。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生,也许你只要转个弯就能与他邂逅。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会渐渐懂得什么叫“真爱”,那一切不过是平平淡淡,这样才不会在其中迷失。

爱情与事业,是人的一生中密切相关的两个重要方面。爱情给人以美好的生活,事业给人以前途和光明。如果把人生比作搏击风浪的航行,那么事业则是只船,爱情则是船上的帆,二者将合力把你推向事业胜利的彼岸。

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当代青年应把事业当作生命的寄托,以事业当作人生的最大乐趣。爱情只有同事业联系起来,才能放射出夺目的光彩。爱情的真谛决不是花前月下长板凳上的叹息,决不是双双漫步于林间小路上的浪漫。更主要的是,在共同理想、共同事业的道路上携手前进。只有建立在事业上的爱情才是牢固的。

真正的爱情是摧人奋进的。只有当一个人觉得爱情能使他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与学习中去时,他才会体会到爱情的幸福。而且,“爱情至上”会导致人生迷航,爱情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有句格言说得好,“有爱情的生活是幸福的,为爱情而生活是危险的”。如果说爱情是一朵鲜花,那么它只有扎根在事业的沃土里才能竞相开放,鲜艳夺目。若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那不仅会破坏爱情,而且很容易葬送人生及事业。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之父”的伟大诗人普希金,就是为了追求莫斯科第一夫人娜塔利亚,与一贵族决斗最终而饮弹身亡,毁灭了辉煌的事业与人生。真正的爱情是能够唤起双双冲锋出击的号角和战鼓,可以凝聚成战胜人生各种困难的无穷力量。

人生启示录

人生除了爱情外,还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事业。事业重于爱情,事业高于爱情。如果把他们的位置颠倒了,将爱情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把爱情看成人生唯一的追求,那么爱情就会抑制事业的发展,而失去事业支撑的爱情肯定结不出人生的硕果。事业与爱情,本质上就是人生的主旋律和第二主旋律,只有这二者配合得当,才能有美好的意趣。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使命是个沉甸甸的字眼:因为使命更多的是指一个人的理想融入社会共同理想而形成的神圣的责任感。它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国家和民族对个人的希望,体现了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关爱。

使命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二,你要为社会做些什么事情。

通过对世界上百位最富有的人的经历的了解,不难看出他们最初的动机也许是为了钱,但当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为的却是一种使命,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换句话说,想做成一件前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就像华人首富李嘉诚所说的:“我每天只需要穿一身衣服,住一间房子,坐一部车子,一日三餐,无论我如何富有。”金钱多到某种程度时,它的意义就不再是个人私欲,而是要造福民族、造福社会了。

当你已不再为生活所迫时,再让你为金钱去奋斗,你遇到挫败可能会后退,可能会放弃;而当你为了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一个社会而背负起一份责任,带着一种使命去真正创一番伟业时,你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内驱力。想到你要成就的事情,想到你所要服务的大众,你会为之振奋。不知疲倦,无视挫败,忘我地工作,直到成功。

蔡元培出生在绍兴城里,早年的科举道路可以说一帆风顺: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成为翰林院编修,用中国过去的一首诗来讲,可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从17岁到28岁的11年间,蔡元培走完了科举考试的整个过程,功名富贵已是囊中之物。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在仕途上非常顺利地走下去,可他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读书人,他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蔡元培点翰林的那一年即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年,泱泱大国被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击败了,蔡元培的内心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几年之后,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戊戌变法,这次变法很快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扼杀了。蔡元培本人虽然没有遭到什么处置,但面对这样的刺激,他难以忍受,便挂职南下,毅然告别官场,告别朝廷,回到南方,致力于办教育。

蔡元培的人生也就完全改变了,这一年他32岁。以后他曾长期在德国柏林、莱比锡等地学习、研究。他吸收了西方包括大学精神、现代化的精神,而不仅仅是西方的语言、技术,所以他最终没有回到旧的中国传统的怀抱,而是保有完全开放的、向世界看齐的眼光。

36岁以后,蔡元培看到清朝已不可救药,决意参加革命,他在上海一边办学、办报、办刊物,一边参加革命。由于蔡元培在革命党人中的威望,他先后被推为第一任光复会会长、同盟会上海主盟人。辛亥革命之后,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那个时候叫教育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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