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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套 掌控人生36计博爱友善计1（第2页）

当时姜子牙被封于齐国，他五个月后就来向周公旦报告执政的情况。周公旦说：“为什么这么快呢？”姜子牙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间的礼节，遵从那里的习俗办事。”

姜子牙后来听说了伯禽报告政事迟缓一事，叹息道：“唉！鲁国的后代要向北方的齐国臣服了！政事不简化，百姓就不会亲近，能够平易近民，百姓必然会归附于他。”

其实不仅在治理国家方面，在为人处事和与人交往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假如像伯禽那样只想改变别人，只想让别人听命于自己，甚至一副盛气凌人、咄咄逼人、傲岸不群的样子，有谁会心甘情愿的接受和亲近你呢？这无疑将自己孤立了起来。反之，能够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尊重别人，谦逊温和，这样人们自然都会喜欢亲近和听从于你。

平易近人，人必亲之；盛气凌人，大摆架子，人必远之。这就是姜子牙敢断言鲁国将来必将臣服于齐国的原因。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文豪，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显赫名声的文化巨匠，在其冷峻的笔端背后，却有着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他十分关心生活在中下层的劳苦人民，尤其对他们中的文学爱好者更是有求必应，尽力提携，留下了佳话。

1932年，一位叫李平的年轻人慕名找到鲁迅先生。做过自我介绍后，李平恭敬地将一部书稿呈到鲁迅先生面前，然后说：“我是一名爱好文学的普通工人，1923年为了谋生流亡到法国，在巴黎的一家工厂座五金工。1929年法国爆发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我也丢了饭碗。法国是在待不下去了，为了生存，我辗转到苏联，进了莫斯科的一家电机制造厂。1931年因家中发生变故，我回到了祖国。这部书写的是我在苏联式的所见所闻，取名《苏联见闻录》今天冒昧而来，是想请先生在百忙中给审阅一下，并给做个序。

李平说罢，一边盯着鲁迅先生，以便忐忑不安的等着他的回答。

“好！我一定认真拜读，争取把序写好。”鲁迅先生望着年轻人诚恳的目光，点着手中沉甸甸的书稿，爽快的答应了李平的请求。李平听到鲁迅先生的回答，非常激动，赶忙起身，向鲁迅先生深深地鞠个躬，连声说：“谢谢！谢谢先生！”

送走李平，鲁迅先生抓紧时间处理了一下《三闲集》的编辑工作，腾出功夫后，马上开始校阅《苏联见闻录》。由于李平是一名工人作者，又是初出茅庐，因此书中很多词句、段落很不尽如人意，有的甚至词不达意，鲁迅先生就一字一句、一行一段地调整、修改；对于字迹潦草的地方，则反复阅读、揣摩，一连数日挑灯夜战，不辞辛劳的直至深夜才休息，很快就将树高校阅、修改完毕。鲁迅先生又奋笔疾书，给这部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在鲁迅的积极帮助下，该书于1932年11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能这样认真的对待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工人作者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做人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从事什么工那只是社会的分工不同而已，作为人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平等待人是处事的基本原则之一。只有交往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才可能有真正成功的交往。鲁迅堪称与人平等相处的典范。

高山离人们越近越显得雄峻，真正的成功者并没有这个近距离效应。真正的成功者一般都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真正的成功者深知怎样与普通人相处，绝不会轻蔑、压制普通人，在对待普通人的行为中照样也能显示出他的伟大之处。真正的成功者之所以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人物，主要的不是因为他的权力、地位、财富和虚名，而是因为他的品德和贡献。真正的成功者都有一个奉献给别人的共同礼物，那就是“无限的和蔼”。

里根是一个平民总统，人缘极好，幽默而且平易近人，人民都很喜欢他。有一次，记者山姆·唐纳逊在晚会上见到了他，随意地夸奖里根的新西服很漂亮，里根说：“这不是新西服，已经穿了4年。”回到白宫后，他又打电话给那位记者说：“我纠正一下，那件西服不是穿了4年，而应该是5年。”那位记者感到很惊奇，只是一句很随意的话，而作为总统的里根居然这么认真。他立刻就为里根平易近人的态度倾倒了。

很多人都觉得里根为了这样的小事打电话不好，但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正是这些小事让人们觉得他随和、平民化而且容易接近。里根竞选总统能够获胜所依靠的就是在群众面前树立的平民总统形象。

在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是谦虚和蔼、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对于一个领导者或身居高位者来说，最需要的就是平易近人。周总理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但平易近人却是他主要的性格特征之一。

周总理在工作之余，经常和秘书一起去海边散步，路上看到有人打乒乓球，他就会接过球拍打几下，然后很愉快地离去。每逢过节，周总理也经常和机关的同志欢聚一堂，谈笑风生，一片欢乐气氛。周总理平易近人的风度，使机关干部无不尊敬他，热爱他，亲近他。

1960年元旦，对于33岁的杜修贤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他接到新华社的通知，让他出任新华社驻中南海摄影组副组长，并担任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记者。

这年一月的一天，杜修贤如约来到安宁而温暖的西花厅———中南海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住处。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电影、电视记者。虽然16年的摄影生涯已经让杜修贤积累了丰富的摄影经验，可是那天，他的心情还是既紧张又兴奋，这可不是一般的约见，而是一个深受万众景仰的总理的邀约。杜修贤握着相机的手竟然有些出汗。

不多时，身着灰色中山装的周恩来走了进来，大家站起身，周总理的手握住了电影记者的手。出于职业习惯，杜修贤举起了相机，拍下了他们握手寒暄的照片。

这时，周恩来看到了正在拍摄的杜修贤，便朝他走过来。杜修贤赶紧向前迈了一大步，紧紧地握住了周总理的手。与周总理的目光相碰，杜修贤似乎感受到了威严、睿智、慈爱，还有更多更多……

正当杜修贤发愣的时候，只听周恩来总理说道：“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人照相？”原来相机还在杜修贤的手中。

“我和老杜再握一次手，你们给照一下。”周恩来又朝另一个记者招招手说。

也许是被周恩来的情绪所感染，杜修贤紧张的情绪一扫而光。照片上，杜修贤笑得合不拢嘴。

和总理握手的照片拍完了，可杜修贤的心里却有些过意不去。这一年，周恩来已经年逾六十，对一个三十几岁的晚辈却以“老”字相称，这让杜修贤犯了难：“总理，您就叫我小杜吧。”

“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龄大小。老杜小杜都一样，没那么多规矩。”周恩来的平易近人使杜修贤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气氛顿时轻松起来，西花厅里充满了笑声。

杜修贤与周恩来第一次握手的照片至今仍挂在杜家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每有客人来访，问及此张照片，杜老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述他和周恩来总理初次见面的情景，那语气、那神情无不流露出对周总理的敬佩，更表达出曾经有幸在这样的伟人身边工作过的自豪。

就在这一天，他们还在有着几株高大海棠的西花厅后院见到了笑容可掬的邓大姐。那天邓颖超身穿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并非美丽，但却温婉而沉稳。当她在与大家的聊天中得知杜修贤有两个女儿时，记者的本能使得杜修贤从邓颖超的眼神中捕捉到了母性的渴望，直到临走出西花厅，邓大姐还不停地嘱咐杜修贤，有时间一定要带女儿来家里玩。

其实，无论是身居高位的人还是普通人，和别人谈话，尤其是和陌生人沟通交往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营造一个舒适、愉快、友好的谈话氛围，对别人的表情应该是友好微笑的，而非一副桀骜不驯的冷漠样子，那样让人不敢上前与你攀谈。面对对方询问的目光，其实他也是在征求你的一件“我能和您说话么？”也应该很友好地用目光回答“我很愿意和您说话”而非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对方，这样才是正确的待人之道。在这方面，鲁迅先生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人生启示录

一般在工作或者生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不会对别人冷淡，他们总是态度和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地位的优势不是凭借自己的舌根、自以为是来表现的，他们越是位高权重，越会对周围的人表现的友善，因为那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大家风范”。

君子之交淡若水

国学大师季羡林常说，他生平有一个弱点，便是不喜欢拜访别人，即使是他最尊敬的老师和老友，也难得一访。并不是他不重视交友，他交友奉行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交的是真正的朋友。

季羡林与胡乔木是清华的同学，对于一般人来说，有胡乔木这样掌大权的同学，是很自豪的，而且会主动与他联系，这好像是人之常情，然而，季羡林对胡乔木往往怀着敬而远之的心情。

季羡林绝不拜访胡乔木，而是胡乔木要拜访季羡林。有一次，胡乔木去北大参观展览会，活动完后，季羡林陪他去燕南园，看清华老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庚先生。在林庚家，胡乔木又给吴组缃打电话，想见见他，但电话总是没有人接。胡乔木这次没见到吴组缃，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吴组缃已先他而去了。胡乔木的怀旧之情愈加浓烈，几次对季羡林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

正像人们常说的，季羡林是铁皮暖瓶，外面冰冷而内心极热，他心中始终没有忘记老友们。他想着胡乔木的那一句话：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所以1993年他出面邀请了六七位有五六十年友谊的老朋友聚了一次，吴组缃、林庚、邓恭三（广铭）、周一良都在其中。老友们的兴致都很高，难得浮生一夕乐。

季羡林一生阅历极为丰富，到过三十多个国家，在国内，足迹也遍及大江南北，像这样的阅历，本应广交天下朋友，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确实交了一些朋友，一些素心人，但数目不是太多。他自己检查，是天生一个内向的人，因此自谓是性情中人。季羡林道出其中的玄机，说：“我因此悟到：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合，有一见如故，有相对茫然。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