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可以。”张闻天答说。
“但我更寄希望于向前同志,”毛泽东说罢看了看周恩来,“你与向前同志在黄埔军校有师生之谊,我看你是能影响他这位弟子的。”
“向前同志什么时候到达芦花?”周恩来点了点头,又问道。
“明天——也就是七月二十日。”张闻天答说。
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长期以来一直是“凭党性坚持工作”。对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出现的这种复杂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缺乏思想准备。”随着张国焘个人野心无限的膨胀,当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四方面军有些同志议论一方面军部队装备不好,打了败仗等。为此,我严肃批评了他们,嘱咐部队要学习一方面军的长处,不准背后议论。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多年之后,徐向前的结论是:
总之,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徐向前根据两河口的决议,亲率一路部队于“七月六日从理县出发,斗折蛇行,沿黑水河北岸行进……两岸山势陡峻,小道崎岖,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茂密无间,遮天蔽日”。那时,徐向前感到“最困难的是粮食。部队路过的地方,能搜罗到的粮食差不多都搜罗净尽,即便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的”。也就是在这期间,徐向前收到中央的命令,“弟等今抵芦花,急盼兄(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迅速集中指挥”。为此,他又向芦花转进,并在黑水岸边与彭德怀相逢。对此,徐向前做了如下记述:
七月中旬,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芦花地区。彭德怀军团长得悉我军正向维谷开进,当即亲率一个团前来接应。维谷渡口的索桥遭敌人破坏,大家只能隔河相望。那里水流甚急,水声很大,双方说话听不大清楚。我见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计是彭军团长。相互招手后,我便掏出笔记本,撕下张纸,写上——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谢你们前来迎接。捆在块石头上,扔过河去。两岸的同志十分高兴,互相喊话、招手、致意。第二天早晨,我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河去,与彭德怀同志相见。我们谈了些敌情及沿途见闻,还商谈了部队架桥事宜。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开门见山、性格爽直的人。
徐向前因等候架桥,在亦念逗留了两天,然后向芦花前进,预计二十日到达。
诚如前文所述,早在一个月前,毛泽东就从李先念等人的口中,知道徐向前是一位顾大局、识大体的同志;再者,他由周恩来、陈赓等人处了解到,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发展立下了特殊的功勋;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月以来,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中唯徐向前一人没有参与不利于团结的事情。因此,毛泽东希望通过徐向前的到来,掀起一次增进两大主力红军间的了解、团结的**。
对此,周恩来与张闻天、朱德等同志是赞成的。经研究,为了表彰徐向前对创建红四方面军所起的特殊作用,由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徐向前授勋。
因此,中央及军委总部在徐向前到达芦花的当天——七月二十日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以及先于徐向前赶到芦花的张国焘、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全都出席了授勋仪式。
徐向前自大革命失败之后,一直为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努力地工作着。因此,除去他在黄埔军校的恩师周恩来外,现任的中央及军委的领导都不曾见过面。当他晚年回忆起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相见的时候,他写道:“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我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很尊重。”当他听到张闻天宣布授勋仪式开始之后,他立即双腿并拢,向着双手捧着红星金质奖章、满面微笑的毛泽东主席行了个军礼。
接着,毛泽东把这枚红星金质奖章别在徐向前的胸前,又伸出那双大手紧紧地握住了徐向前的双手。
这时,周恩来带头鼓掌庆贺。顿时,授勋的屋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徐向前紧紧握着毛泽东主席的双手,他想到的是:“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因此,当毛泽东发表过简单的贺词之后,他向着所有参加授勋的中央领导同志行军礼致谢。他看着那一副副微笑的面孔,还有那一双双深情的目光,顿时感到自己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但是,当他那激动的目光与张国焘、陈昌浩等人那强作笑颜的眼神相遇时,他禁不住地愕然一怔,似乎在自问:
“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呢?……”
张国焘在达到向中央夺权的目的之前,私下与陈昌浩曾经做过什么交谈,他们二人都未谈及。但是,从张国焘第一个向李富春提出并公然要李向中央反映,要陈昌浩当红军总政委;而陈昌浩两次致电中央,要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等看来,他们二人配合是相当默契的。就说这次先后赶来芦花开会,再联系陈昌浩于七月十八日要张国焘当军委主席的电报来看,起码可以证明他们参加芦花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以实力做后盾,向中央要军事指挥大权。按照他们的设想,首先要把现任中央打成执行错误路线的核心,进而再迫使遵义会议后改组的中央机构让权。欲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审查中央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路线。但是,出乎他们所料的是,未等他们提出审查中央路线的要求,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审查红四方面军自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以来的历史。在他们看来,中央所为不是对红四方面军的历史负责,而是借此转移他张国焘批评中央路线的矛盾。
与此同时,张国焘十分清楚,徐向前向陈昌浩公开表明:“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的原因,是对他的领导作风有意见。时下,中央政治局就要决定开会审查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了,毛泽东突然又提出给徐向前授勋,这必然会引起张国焘的疑虑。对此,陈昌浩也觉得有点惊奇,遂于会前问张国焘:
“我和向前同志是赶来参加中央会议的,他们为什么在开会之前,单独给向前同志授红星金质奖章呢?”
俗话说得好,善搞阴谋的人,他会把人世间一切美好的行为,都当成阴谋手段来看待。因此,张国焘沉吟片时,漠然地说道:
“我个人认为,这是老毛耍的小手段,无外乎是做出一个姿态,中央是信任你徐向前同志的。当然喽,按照他们的逻辑,向前同志就会站在他们的一边,赞成他们的路线,进而达到北进的目的。”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在明天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给他们来一个主动出击!”
张国焘自然清楚陈昌浩主动出击的本意,那就是在中央审查红四方面军历史的同时,向中央发难——提出审查中央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但是,参加过多次党内路线斗争的张国焘懂得,在没有共产国际支持的前提下,只有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发难,结果一定是适得其反。因此,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
“条件尚不具备。”
“你是不是担心向前同志……”
“不!不……”张国焘急忙打断陈昌浩的话语,“沉住气,要学会后发制人。”
张国焘后发制人的意思是:先看看毛泽东给徐向前授勋,再确定明天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方针。因此,在毛泽东给徐向前授勋的时候,他和陈昌浩勉强微笑鼓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出他们所料的是,毛泽东给徐向前授勋之后,不但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借题发挥,而且很快就宣布散会了。为此,他对陈昌浩、徐向前说道:
“你们在明天的会上,要把我们四方面军的成绩讲足、讲够,免得大家老看我们的缺点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