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第十章（第3页）

他们惊讶地看着我，可不常有外国人能吓住澳大利亚听众哦，只不过我刚好读了那本书。

“我真高兴，在道格拉斯港那会儿，我不知道这个。”卡梅尔说。她夸张地打了个哆嗦。

“可你们好好地回来了，我以为。”我问。

艾伦灿烂地笑了。“我们顺流而下，越过河口，下了船——我是说全身而退——在它还没碰到码头沿的时候。”他看着我，带着非常愉悦非常期待的笑。“你猜那船我们坐了多久？我租了半天，记住这一点哦。”

我表示自己想不到。

豪凑过来，笑得开了花。“二十九分钟，”他带着无上的骄傲说，“盖伊告诉我们，那是个纪录。”

“太棒了。”我说。

“豪一家为之骄傲的成就。”他又说，你可以看出他说得真心实意。

豪第二天要出报，卡梅尔带我去游览。于是，第二天早上日上三竿，我们开车进城，退掉我租的轿车，买些东西，再到处转转。我们沿教堂大街开，找地方停车，就在卡梅尔跟我讲她的工作时——她是国际新闻集团旗下其他澳大利亚报纸驻墨尔本的记者——她突然放下话茬儿，吐字清楚地说：“哦，看，那是吉姆·凯恩斯。”她指着前方一个提着椅子和牌桌穿马路的小老头。他看上去有点儿老朽，普普通通的模样。“他当过惠特兰政府的副总理。”她告诉我。我看着她，看她是否在跟我开玩笑，她笑得更真诚了。“他在那边的市场上卖自传。”她指了个带遮棚的市场，那种你去买菜的地方。

我看着她。“他卖书——自己的书——摆在牌桌上卖？”

她笑了，喜洋洋地承认这可能会招外来客悲叹两声世态炎凉。“我以为他靠这赚点小钱花花。”她又说。

你明白吗？这个男人在不久之前坐着这片土地上的第二把交椅。我以为，这就相当于在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的商场里，发现沃尔特·蒙代尔[21]坐在牌桌边卖白宫杯垫和其他纪念品。

“他经常到这里卖书？”我问。

“哦，他雷打不动的。你要见他吗？”

“好啊。”

我们找到位置停好车，可到市场里，却发现他已经走了。显然，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回家去。“我认为有时候他的世界变化太慢了一点儿，”卡梅尔同情地说，“他卖那本书卖了很久了。”

我点点头，又一次觉得澳大利亚真是个奇怪而遥远的小国家。

我们原本直奔移民博物馆，不过途中经过了新造的皇冠赌场，所有墨尔本人对这个赌博殿堂要么恨要么爱，恨它是因为它卑鄙，勾引愚蠢的人们亏掉了积蓄，爱它是因为它魅惑，有时候出手阔绰。“你要去看看吗？”卡梅尔问。我犹豫了一下——我自觉第一回到澳大利亚在悉尼的潘瑞斯美洲豹俱乐部已经满足过自己对赌博的好奇心了——可她带着不同寻常的自信说，“我觉得它会让你感兴趣的。”于是，我们走了进去。

她英明正确得不得了。这是个好地方，规模巨大，充满了各种浮华的文娱节目，就连潘瑞斯俱乐部也相形见绌。外面的高台上光影纷繁的激光表演伴着同步的音乐，和着缥缈的烟雾（我猜更能烘托舞动的光柱），可几乎没人在欣赏。真家伙在后面的赌场里，装潢极尽奢华，貌似水无尽头。我可以自信地说，任何人如果得到皇冠赌场的地毯合同，那他这辈子就用不着工作了。从场子的这头走到那头，足足二十分钟。了不起的，是它生意那叫一个忙啊，不可思议地紧张。才不过午饭时间，已有大约两千个赌徒诚挚登场。几乎没有一个赌台或机器不在全力为人民服务。我还没在拉斯维加斯之外见过这样规模的赌场，而在拉斯维加斯，一大部分的进场者也只不过傻兮兮地兜来兜去，寻个乐子罢了。这里的人却是心无旁骛的。我在一张轮盘赌台子边看见一个男人，他在铺毛毡的桌面上撒下大约二十张圆形筹码，输了个精光，然后摸出钱包，唰地抽出二十张五十块的大票，买了更多。慢慢地——澳大利亚城市是个文化多元之地，一般来说你很少能注意到这些事情——我意识到他和其他顾客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我可能误读了他的着装，不过他看起来像个侍者或厨子——肯定不像一个一下子输得起千把块的人。我把这一点对卡梅尔说了，她点了点头。

“蔚为壮观的赌博人群。”她低声说。她惨淡地笑了笑：“这是个大买卖。每年约有十亿澳元都从这里过。维多利亚州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是赌博业赚的。”

我想了一会儿，那也得几亿块钱了。“那本州有多少卡西诺赌场？”我问。

“只此一家。”她说。

移民博物馆就在亚拉河上，一栋雄伟的大厦，曾是本地海关的办公楼，对照卡西诺赌场，那是一派镇定和彰显在外的睿智。它最近才开放，还光亮亮地闪着新气。豪特别希望我参观这里，因为作为本地中坚，他倾力参与并推动了博物馆的建立。由于移民经历基本就是现代澳大利亚的故事，这里其实是个社会史博物馆，算得上我四处所见最棒的了。

如洞穴般幽幽的中厅里，是一个步入式的展览，形如远洋轮船，设计上，用复制的舱房和各种曾有实用价值的藏品，传递不同时期的移民船上生活的味道。我特别喜欢20世纪50年代那段。我以为其原因在于我生长在海那边的千里之外，没赶上客运轮船的伟大时代，一直对远航有着浪漫的憧憬。不论如何，我发现自己无法自控地流连于每一个船上生活的琐碎细节——把一份四十年前的菜单研究得仿佛自己马上就要在羊排和炖牛肉之间作出抉择似的，想象自己的书和盥洗用品摆在床铺边的架子上，考虑参加当天下午的茶舞会时该穿行李标签图案的衬衫呢，还是以夏威夷兰花为基本图案的那件呢？

我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至少没有停下来仔细地想一想——那时候到澳大利亚去意味着多大的时间和金钱投入。直到晚近如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到英国的来回飞机票可以在墨尔本或悉尼近郊买个三居室了。澳洲航空公司于1954年引进了更大型的洛克希德超级星座式客机，价格才开始下跌，不过就算到了四五年后，坐飞机去欧洲依旧要报销掉买辆新车的钞票。而且既非迅捷又不舒适。超级星座客机飞三天才到伦敦，还没能力避开大部分风暴。一遇到季风或气旋，飞行员就没法子，只好打开安全带标志灯，颠簸着冲过去。就算在正常情况下，它们的飞行高度也铁定会多多少少遇上接连不断的湍流（澳洲航空很诚挚地称之为袋鼠线路）。按现代的观点考量，这就叫折磨。

因此，对20世纪50年代的几乎所有移民来说，去澳大利亚意味着五周的远洋航行。当然，就算现在，当你为了到达那里，非得把自己在长了翅膀的罐子里闷上整整一天的时候，澳大利亚给人的感觉就真的是遥远啊。但是，当你站在船的甲板上，看着大陆一个接一个地远去，估摸着一万两千英里船迹的距离的时候，它一定仿佛远得无着无落。我细看了笑容灿烂的人们的脸，他们懒洋洋地躺在太阳椅上，或者迈着大步走在微风习习的甲板上。他们的表情，就像我在阿德莱德看的那本冲浪者天堂书里的人们脸上的一样。这些人也是幸福的——洋溢着的幸福啊。他们正前往一个吉祥的国家，他们知道这一点。等待他们的，是充足的阳光和好工作、好房子、好前程，还有电热水壶。他们正在度假，还要永远地度下去。

对澳大利亚来说，那是个有趣的年代。不仅是20世纪50年代数百万外国人成为澳大利亚人，很奇怪，澳大利亚人也是同样的命运。我这才学到，1949年之前根本没有澳大利亚国籍这回事情。生在澳大利亚的人，在技术层面上，不是澳大利亚人，而是大不列颠人——仿佛他们来自康沃尔郡或苏格兰似的，是个英国人。他们效忠王国，英国人要打仗，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出发，为女王战死在海外的沙场。在学校，他们学习英国历史、地理和经济，勤奋刻苦的劲头仿佛从小在利物浦或曼彻斯特长大。我记得凯瑟琳·维奇曾在一封信中给我讲过一幅超现实主义的场景：20世纪30年代，一群学生坐在阿德莱德的教室里，看着窗外花开红艳艳的特洛皮树和一群群的笑翠鸟，学着苏格兰高山有多高，东英吉利的大麦产量有多少。

澳大利亚人并非不明白这种状况之荒谬，但英国是他们的全部。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曾这样写道：“我这代的澳大利亚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长大。在迈出国门之前，我们从没见过一幢漂亮的建筑，几乎从没听人说过一种外来的语言，没看过一场演绎出色的戏剧，没吃过一顿有些讲究的精致饭菜，没听过一场好的音乐会。”最古怪的是，千百万的澳大利亚人，尽管其中大部分从没离开过这个国家，一辈子都奇怪而坚定地把英国视作家乡。直到晚近如1957年的内维尔·舒特的小说《在海滩上》，书中一场核战争导致澳大利亚成了地球上最后有人居住的地方，作者还让他的澳大利亚女主角悲叹：“我原打算三月回家去，去伦敦。打算了好多年的……真是太不公平了。”她用“家”指代了一个她从没见过，也再也见不到的国家。

但就连舒特也写道，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正在经历很大的改变。二战时期，英国在缅甸和新加坡陷落之后撤出远东，突然弃澳大利亚于孤立的危险之下，它就此挨了一记闷棍。同时，温斯顿·丘吉尔这个既傲慢又魅力十足的男人要求澳大利亚的军事长官带部队转战印度——也就是，抛妻弃子，为更重要的帝国利益去战斗。澳大利亚人决定不干。他们留了下来，进行了后卫战斗，努力阻止日本人越过新几内亚。

出了澳大利亚，没多少人意识到日本人逼近到了何种程度。他们夺取了所罗门群岛的大部分和新几内亚的许多土地，就在北方，仿佛做好了入侵的准备。澳大利亚军队知道已到绝境，制订了计划退缩至东南一隅，牺牲了几乎整块大陆，只希望守住主要城市。这不过是一个拖延战术罢了。幸运的是，美国海军在中途岛得胜，战斗的大潮移向他方，澳大利亚暂时获得了解救。

澳大利亚逃过一劫，却留下两道伤疤——一是明白了不能指望英国在危急时来解救它，二是面对北方众多局势不稳的国家，感觉到自身极度脆弱。这两点在战后岁月里深深地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处世态度——现在亦是如此。澳大利亚被一种信仰攫住了，它必须殖民，否则就完蛋——如果它不利用所有空地，填满所有这些空旷的空间，那外人就要代他们把这事儿干了。于是战后，澳大利亚打开国门。在1945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它人口飙升，从七百万一直涨到一千八百万。

单靠英国供给不了需要的人口数量，于是他们欢迎全欧洲的人，战后那几年尤其喜欢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这使得这个国家更加海纳百川，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突然之间，澳大利亚满是喜欢红酒、上等咖啡、橄榄和茄子的人，人们发现意面不一定非要是鲜艳的橘色，也并不一定是装在罐头里的。生活的基础和节奏整个改变了。各处都建立好邻居会社帮助移民安居乐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提供的英语课程受到了万人追捧。到1970年，澳大利亚可以自吹有了两百五十万的“新澳大利亚人”。

当然，也非尽善尽美。在殖民的热潮中，某些移民的接纳缺乏深思熟虑，结果事与愿违。1947年到1967年间，诸如救世军、巴那多思儿童福利会和基督教兄弟会这样的儿童福利组织移送了英国孤儿院中至少上万的儿童，许多年纪小到仅有四岁。其动机出自真真切切的无私之心——人们觉得，孩子们在一个温暖的、阳光灿烂的、需要劳动力的国家能有机会过上好一些的生活——但执行起来，却常有欠细致周全。兄弟姐妹往往被分开，从此再不相见，而且很多孩子基本上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没有一点儿概念。在《帝国孤儿》一书中，作者艾伦·吉尔记述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看见集合点的标牌上写着“Barnardo’sparty”（巴那多思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以为“party”就是蛋糕和冰激凌。另一个孩子在船开出泰晤士河的时候问，他们是不是还赶得上回家喝下午茶。其他故事也大同小异，一样辛酸。

还有那很可耻的白澳政策，它允许移民官使用要求“不受欢迎的人”通过官方选择的任意欧洲语言（包括一个著名的苏格兰盖尔语案例）读写能力测试的方式阻止其入境，也可以一下狠心就驱逐非白种人。20世纪50年代初，主管移民的长官亚瑟·考威尔想要遣返一名印尼裔寡妇和她八个有澳大利亚国籍的孩子。如果说澳大利亚人还有一项光芒四射的美德，那就是信仰“公平”——基本的公义感——这件案子引发了抗议。法庭叫考威尔面对现实，这个排他政策不近人情的一面即刻开始瓦解。大约到了1970年，澳大利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至少在地理上是个亚洲国家，而非欧洲国家，肤色筑起的栅栏倒掉了，放进了数十万的本地区移民。今天，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之一。悉尼三分之一的人出生在他国；在墨尔本，四大姓氏是史密斯、布朗、琼斯和阮。从全国来看，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父母双方的血脉中均无英国先祖。对几百万人来说，这真是个新生的机会——基本上是慷慨的赠予和感激的接纳。

仅仅一代人，澳大利亚就重塑了自己。它从一个遭人遗忘的大不列颠前哨，乡气、无聊、文化不独立，转变为一个国家，老练了，自信了，有趣了，放眼世界了。大体上说，它实现这一切并没有经历冲突、混乱或严重的失误——常常还带着一种优雅的风度。

事有凑巧，前几天夜里，我看了一部电视纪录片，讲20世纪50年代移民的事儿。受访的人中有一位，十几岁时从暴乱后的匈牙利来到澳大利亚。在这个国家的第一天，他按照指示去了当地的警局，用结巴的英语说明自己是个新移民，被通知来登记地址。警官瞪眼看了他一会儿，从座位上站起来，绕到桌子这边。匈牙利人回忆道，他蒙了，以为警察要打他，可谁知警官一下子伸出粗大的手来，热情地说：“欢迎到澳大利亚，孩子。”匈牙利人至今回想此事都惊叹不止。说完之后，他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