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第六章（第3页）

我还是得说，要有那么一两家酒吧也不会坏事啦。

二

下面谈谈为什么你永远理解不了澳大利亚政治。1972年，在自由党（这个党是被解读为保守党的）执政二十三年之后，澳大利亚选举产生了一届工党政府，由干劲十足且温文尔雅的高夫·惠特兰领导。惠特兰政府立马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给予原住民他们从没享有过的权利，比如从越南撤离澳大利亚军队，实行免费高等教育，等等。然而，议会民主有时候的确会出现这种情况吧，政府慢慢失去了它的多数席位。到1975年，议会陷入僵局，惠特兰和反对党领袖马尔科姆·弗雷泽都不愿让步。

走进来掺和这个死局的，是女王在澳大利亚的官方代表，总督约翰·科尔爵士。他使用了之前从没行使过的权力，解散了惠特兰政府，让弗雷泽控制大局，并下令大选。对于这种专横的干涉，澳大利亚人义愤填膺，都没法形容他们有多愤慨了。国家突然陷入一片愤恨之中。他们自己还没机会弄明白自身的分歧呢，就有来自地球另一边的一个政府的非民选代表越俎代庖了。这使人蒙羞，也提醒人们，澳大利亚根子上还是个殖民地，依照宪法，仍旧从属于联合王国。

不管怎么说，澳大利亚人按照要求举行了大选，选民们以压倒性的多数推翻了惠特兰政府，弗雷泽上了台。换句话说，选民们平静地认可了仅仅一个月前使整个国家愤慨的行为。

所以，我说，你永远理解不了澳大利亚政治。

当然，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你几乎不可能从外部追踪澳大利亚政治的动态，因为有关这个国家的消息很少漏到外面的世界。可就算你在当地，尽心尽责地跟踪事态，你又发现自己陷入泥淖：争论连篇累牍，细碎的观点纷繁复杂，杂芜的亲疏敌友关系纠结，这些都妨碍了理解。给澳大利亚人一桩议题，他们会争得情绪激昂，角角落落、方方面面一个不落，还会引入许许多多不甚关联的连带问题。于是很快，局外人就搞不清楚状况了。

我游历其间的国家大事是澳大利亚是否要改成共和国——它是否要剪断与英国之间最后的殖民纽带，跨出必要的步子保证将来再没有啥约翰·科尔以类似的方式再让这个国家蒙羞。我看这根本不算个问题。难道不是所有国家都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吗？至少，你总该以为这决定是没啥弯弯绕的。

但是，就我所知，澳大利亚人纠结了两年，可能存在的每一种反对这一变化的观点都提出来了。谁会在这种体制下成为总统？我们如何能保证他永远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再属于皇家，那类似“皇家澳大利亚空军”和“皇家飞行医生服务团”这样的名字该怎么改？新的宪法开头该怎么措辞？我们要像约翰·霍华德那样大谈澳大利亚式“男人友谊”，或者我们得承认它是个基本空泛且令人尴尬的概念？哦，天啊，复杂透了。如果我们就维持原状，希望英国人友善对待我们，这样也许更好。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无关紧要。不过，看着都累啊，你一准得到两个相关联的印象——一是澳大利亚人喜欢为争论而争论，二是基本上他们更情愿万事维持原状。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到处都有最好最娱乐人的议会辩论，这起到了很大的弥补作用。我们自己的电视新闻节目如果提供一个发自澳大利亚议会的晚间报道，那就会生动活泼得多了。用不着解释来龙去脉——不管怎么说，基本上也超出理解范畴了——只要让观众领略澳大利亚式相互谩骂丰富的攻防技巧就成。

澳大利亚作家保罗·希恩在他的作品《野蛮人之间》中记录了一场发生在议会中的争吵，当事人是一个名叫威尔森·塔基的和彼时的总理保罗·基廷。下面是其中的一小段：

塔基：你是个白痴。你就是个没药救的笨蛋……

基廷：闭嘴!坐下，闭嘴，你个猪……你干吗不闭嘴，你个小丑……这个男人一副作奸犯科的脑袋……这个小丑插嘴插个没完了。

实际上，对于舌灿莲花的基廷先生来说，这算是吵得相当平淡的。卑劣货、垃圾犯人、宵小之徒、满嘴喷粪的笨笨虫、没用的小蚂蚁、长疥癣的蛆、喷香水的舞男、没胆量的打桩模子、杂种、遗臭万年的骗子、呆头鱼，这些绰号诨名都是公共辩论的时候从他嘴里蹦出来的，在澳大利亚版《议会记录》上找得着的，它们在书页上闪着熠熠的光芒哪，就是用来形容他的母亲嘛（我当然是在开玩笑啦）。议会里的抨击并不都是这么粗俗，但这也极好。

我多次游历澳大利亚，曾怀着极大的乐趣亲眼目睹过这类事情，所以，第二天早晨我在国会山游客区停好汽车，在动身去阿德莱德之前走一走修剪整齐的草坪，四周转转看看。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热切之情了吧。

议会大厦是座新建筑，1988年替代了原先那座更朴实一些的议会大厦。这栋楼恐怖得可以，头上荒谬地竖了一根像极了巨大圣诞树的东西。进门的时候，我驻足在一个大型景观水池边，专门瞅了瞅这架设在屋顶上的物件。

“南半球最大的铝结构!”一个脖子上挂了照相机的男人见我端详它，带着明显的自豪说道。

男人看起来发窘了。“哦哟，我不知道，”他说，“不过就算有，它们也要小一点。”

我并不想引他不快。“哦，它当然非常……出众啦。”我主动说。

“是的，”他附和，“我觉得这词用得贴切，出众。”“里面用了多少铝？”我问。

“哦，我没概念。不过很多，这一点是肯定的。”

“够包很多三明治的!”我自作聪明地说。

他看着我，仿佛我是个危险的傻瓜蛋。“这我倒不知道。”他说。他有点儿被搞糊涂了，犹豫了一阵，走开了。

这是礼拜天的早晨，我并不期望议会大厦会对游客开放，可它开着哪，我得乖乖接受安检。一把随身小刀被没收了，可二十分钟之后，我坐在自助餐厅里，操着杀起人来利索得多的家伙锯烤饼吃。整个议会大厦就是那个样子——表面上庄严，很有安保意识，但同时真的很松懈，仿佛他们知道不会有国际恐怖分子前来强攻那低矮的挡墙，参观者也多是像我一样的人，只想看个所在，然后便去后面的自助餐厅来杯好茶，吃个面包点心啥的。

比起其寡淡外表所彰显的那样，它的内部要堂皇许多，用天然的木料铺着地板、护着墙。你最好不要跟着团队拥来拥去，要一个人探究。我从来没进过美国的国会大厦，可我敢说他们不会任你信马由缰。在这里，我觉得自己可以随便去哪里——如果我知道门儿，我就能溜进总理办公室，在他的记事簿上草草写个留言，也可以留下我的鲑鱼漫画为他这一天生色添彩。好几回，我鬼鬼祟祟地试着扭了门把手。门总是锁着，但没有警铃大作，安保人员也没有哐啷一声跳窗而入，用网子来把我兜个严实，再带走审问。在设置安保的区域，保安总是和和气气，乐于回答任何问题。这一点我非常感动。

澳大利亚议会分两院，即众议院和参议院（有趣，这有趣的方式还挺浅层次的，他们用英式术语称呼这项制度，又用美式术语定名两院），两院都设游客长廊，开放参观。两院场地都挺小，但比我料想的要漂亮。在电视上，众议院的那种绿是一副铁定了让人恶向胆边生的样子，仿佛议员们在某人的胰腺里面争论不休似的，但亲眼所见之下，它要有品位得多，婉约得多。参议院呢，我没在电视上见过（我以为那是因为参议员们实在不做啥事情——不过我还是会去查查我那本约翰·冈瑟的书的，回头再跟大家说这茬儿），是一种素雅慵懒的赭色。

楼上一间巨大的门厅陈列着历任总理的肖像油画，我饶有兴致地瞧了一圈。你想象得到，我在这之前读过很多东西，所以最终见到他们的面相真正是一种乐趣——一种名副其实的“哦，我听过你好多事儿”的感觉。这是和善的老本·奇夫利，战后第一位工党总理，一位真正站在人民这边的男人，他在堪培拉的时候住朴素的科拉钟饭店，一天只花纳税人六先令，人们还能见他每天早上穿着浴袍溜达着去公共浴室和其他住客一起刮胡子、洗漱。下面是自负的罗伯特·孟席斯，他须发蓬松如狮，当了十七年总理还自认是“彻头彻尾的英国人”，做梦都想着退休后住进英国乡间的木屋，显然乐于永远逃离自己的故土。还有可怜的老哈罗德·霍尔特，他1967年投身大海，由此也赢得了我对他的忠贞不渝。

如果不是几天前我曾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我可能感觉还要差，那文章报道说一项政府研究发现澳大利亚人自己也跟我这种无知之人差不离——实际上，在澳大利亚，更多的人能历数并大侃乔治·华盛顿的功绩，而能谈谈他们自己的第一位民选首脑埃德蒙·巴顿爵士的人则较少。

带着这么一个要好好想想的严肃见解，我离开了这个国家的首都，向遥远的阿德莱德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