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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2页）

最终，我转向了讲澳大利亚政治的章节——我买这本书的首要原因就是它了。除开澳式橄榄球的得分和一种颇受推崇的菜式“肉派漂浮”的魅力（想想看，不能引起食欲的棕色东西漂在不能引起食欲的绿色东西顶上，你还差不多都吃了）之外，澳大利亚生活中就没有东西比其政治更让局外人感觉复杂而困惑了。我曾经尝试过一两次，涉猎澳大利亚人写的有关澳大利亚政治的书籍，这些书都首先标新立异地假设这个主题有趣——有胆有识的立场，这事肯定的啦，不过没什么大用场——于是，我希望美国同胞客观超然的观察可能更有启发。冈瑟做了一个勇敢的尝试，我得承认，但这事儿太难，以他的智力甚至都没法理解清楚。比如，他在下面这个片段中试图解释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

如果，在第二选择票数加入第一选择票数之后，仍旧没有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这个过程会再来一次：在此轮统计中落后的候选人的选票会以第二选择为基础分摊。如果他从第一个遭淘汰的人那里继承了一些第二选择票数，那就将以第三选择为基础重新分配。诸如此类。

我特别喜欢这种“诸如此类”的散漫总结句。它很机巧，似乎在说：“我完全理解了，只是觉得没必要再详述烦你劳神。”然而，他真正在说的却是：“我对这个方法一丁点儿概念都没有，坦白讲，我也不搞两颗小小的老鼠屎来糊弄人，写这些字的时候，我正坐在莱克斯旅馆这个阴冷建筑的酒吧里，礼拜五晚上啊，我喝得半醉了，烦得一点心思都没有，现在我要走了，换个地方再喝。”怪异的是，我切切实实了解这种感受。

我看了看手表，惊讶地发现这才十点十分，又要了一杯啤酒，拿起笔记本和笔，想了一分钟，写道：“堪培拉，极为无聊的地方。不过，啤酒是冰的。”我又多想了会儿，写道，“买袜子。”然后，我放下笔记本，不是放好笔记本，伸长了耳朵，听酒吧那头快活四人组的对话，却听不大清。于是，我决定给堪培拉撰个新口号。一开始，我写的是：“堪培拉——啥都没有!”然后写：“堪培拉——为什么要等死？”我又多想了会儿，写道：“堪培拉——通向其他所有地方的门户!”我认为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条了。接着，我又要了一杯啤酒，画了点儿漫画。两条正要产卵的鲑鱼，逆着一串淙淙的小瀑布往上游到半路，累了便在平静的水塘里休息，一条鱼对另一条说：“我们为啥不就待在这里**呢？”我自娱了一回，把那页纸放进口袋，留着等哪天我学会画人们真看得明白的物体来再派用场。然后，我又偷听他们说话，在他们说个俏皮话的时候赞赏地点个头微个笑，希望他们能看见我并请我过去同坐，不过他们没那意思。接着，我又来杯啤酒。

我想那最后一杯啤酒大概是个错误，因为那之后的事情我就记不大清楚了，只是对每个走过酒吧的人抱起了无与伦比的好感。其中有个菲律宾人，她拿着吸尘器进来，要我抬起脚，让她清洁椅子底下。那天晚上的笔记只有其他两个条目，都写得有点一惊一乍。一条说：“维多利亚苦啤——为什么这么叫？一点儿都不苦。还很甜哪!!!”另一条说：“我告诉你，巴里，他那是火花放电屁!”我认为这里所指是我从邻桌那些人谈话中听来的某个颇有色彩的澳式短语的曲解，并非真正有电学性质的肠胃胀气现象。

不过我也可能出错。我出过错的。

早上醒来，我发现堪培拉下起了令人生厌的长脚雨，积起了一摊摊水塘。我本来计划消消停停地走一走伯利·格里芬湖上的大桥，去另一边博物馆和政府大楼聚集的地区。这个早晨糟透了，这种天里徒步出门就是冒傻气，现在更恼人了，因为我从宾馆一出来就慢慢意识到自己踏上了比头天下午还要漫长而艰巨的征途。堪培拉真真儿是个广阔得惊人的城市。从纸面上看，它挺吸引人的：蜿蜒迂回的湖泊，绿树掩映的大道，还有一万英亩的公园（比较一下，纽约的中央公园面积840英亩），但到了实地，它不过就是好多好多绿化，由建筑和纪念碑分开，一块块隔得老远。

这种情况如何形成，倒是值得一想的。1911年，选定建都地之后就搞了城市设计大赛，赢家是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的沃尔特·伯利·格里芬，一个弗莱克·劳埃德·赖特的崇拜者。格里芬的设计毫无疑问是最棒的，但未必有多大意义。另一个优秀的参赛者，法国人阿尔弗雷德·阿加什没仔细看情况说明，也可能根本就没看吧，把国会和很多其他重要的建筑放在了一块洪泛区上，保管那些议员一年要有好几个月踩着水辩论。另外，他把市政污水处理设施作为一项重点工程摆在了城市中心，其中原因，我们只可狐疑着揣测了。尽管有这些古怪的缺陷，他的设计还是得了第三。二等奖给了伊莱尔·萨里宁，他儿子埃罗就是后来说服歌剧院评审们选择约恩·伍重的大胆设计的那位了。老萨里宁的设计操作性强，但其中含着某种野蛮的堂皇——一种原始第三帝国的质感——这让澳大利亚评委感觉不安。

对比之下，格里芬的计划立现可爱之处。它设想了一个七万五千人口的花园城市，两旁植树的大道自成角度穿城而过，中心地带还有个观赏湖。漂亮而且自信，宏大却不傲慢，理想地契合了标志着澳大利亚性格的那种对体面的适度的、不抓狂的追求。而且，格里芬对表现形式的重要性也有超前的理解。他提交的不是那种看起来像是涂写在餐巾背面的朴实无华的草图，而是一系列大幅的全景式构图，精细地绘制在撑开的上等亚麻布上。他得到了新婚妻子玛里昂·马奥尼·格里芬的莫大帮助——实际上是全靠了她，她无疑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建筑艺术家之一。

全部由玛里昂完成的画作表现了剪影似的空中轮廓线，形状秀丽标致——这里一个穹隆，那里一个金字塔——但给出的细节却惊人的稀少。它们是可望不可即的印象画——缥缈的天上人间。你能愉快地盯着这些画看上几个小时，但转过身，没一会儿，你就想不起其中的一件事物，只依稀记得其构图还是讨人喜欢的。虽然格里芬和他的妻子从来没有到过澳大利亚（他们用地形图开展工作），画作却不寻常地接近当地风貌——简单整洁的美和广阔无垠的天空，你一定会说这只有以至深的熟稔为基础才能办到。平心而论，沃尔特是个有天赋的建筑师，甚至偶尔很有灵感，而玛里昂则是个包装天才。

格里芬夫妇有着明显的波希米亚气质——丈夫钟情松松垮垮的大帽子和丝绒领带；妻子的爱好不太成体统，喜欢穿着轻飘飘的长袍子在林间空地上跳舞，动作是邓肯1的风格——在20世纪20年代粗犷风格的澳大利亚世界里，这无疑对他们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不管怎么样吧，他们1913年到达澳大利亚的时候，发现等待他们的既没有多少钞票也没有多少热情。等到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两样东西也随之更少了。格里芬没有管理大工程的经验，显然这也不符合他的脾性。到1920年，除了草草立桩标记了主要道路之外，其他工作一样没做成。那年年末，多少是双方协商同意吧，格里芬离开此项目。

格里芬又在澳大利亚住了十五年，成为这个国家最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但是他设计的房子几乎无一建成，或者建了又被拆掉。困扰他的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1935年，他移居印度。1937年，他从脚手架上摔落，感染了腹膜炎，一命呜呼，终年60岁。他葬于一处没有标记的墓穴。如今，这碌碌的漫长一生所留下的所有遗迹只有墨尔本大学的一部分、两三座市立焚化炉和堪培拉了——而堪培拉实在也不能记在他名下了。

恕我直言，只有格局还是他的——街道、交通环岛，还有把城市一分为二的湖。组成部分落入其他二十多人之手，都是各自为政，分头完成。在他的蓝图上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城市，但与他的设计的内涵却一点儿对不上号。实际上，这个城市就是人工莽原上一群零落散布的政府大楼。就连在城市商业区和议会区之间逶迤穿过的湖，也有一种单调呆滞、矫揉造作的感觉。北面的河岸种植了树林，倾斜的岬角上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建筑，名为首都展览馆，我先去了那里，主要不为接受什么再教育，有什么大长进，只是更希望身上能稍微干一干。

这里还挺忙。前门，两位友好的女士坐在桌子后面，发放免费的参观包——明黄色的大塑料包——每个经过的人都要了，个个又谢又赞的。

“要参观包吗，先生？”一位女士对我说。

“哦，好啊。”我说，别提有多激动了。参观包有分量，不过验看之下别无他物，就是一堆小册子——似乎收全了我头天拜访过的游客中心里的所有家伙。包太重了，坠直了把手，蹭到了地面。我拖着它转了一会儿，考虑把它丢在一株盆栽植物后面了事。问题出来了。盆栽的后面没地方再放一个黄包啦!那后面总要有九、十个之多。我环视一周，发现屋里几乎再没有人拎着塑料包了。我把自己的包靠墙放在盆栽边上，直起身，只见一个男人朝我走来。

“这里放包？”他认真地问道。

“是的。”我同样认真地回答。

我暂时担当起内部管理总监的职务，看着他仔细地把包倚墙放下。然后，我俩一同站了一会儿，认为这么办挺明智，很高兴参与了这项重要的工作，将上百个黄包从门厅移到隔壁堆起来。我们站在那里，又有两个人走了过来。“就放这儿。”我俩异口同声说，指着我们码沙袋护墙的地方。然后，我俩彼此满意地点点头，走开进了博物馆。

首都展览馆很好。澳大利亚的这些东西大多这样。建筑并不大，但很好地表现了堪培拉的历史和发展过程。让我诧异的是，其中大部分内容非常非常新。好几面墙上挂着放大了的堪培拉旧时照片，其中大多数跟现今的照片对比着看，让人印象极深。比如，伯利·格里芬湖[11]直到1964年才引水成湖。在那之前的好多年，它就是两片城区之间的一块泥洼子。在另一面墙上，两幅航拍照配成一对，表现了1959年的堪培拉（人口三万九千）和现在的堪培拉（人口三十三万）。除了湖中注了水和议会区里添了一些大型建筑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市看起来变化很小。

得了这个基本印象，我当即就渴望亲眼去看一看，于是离开大楼，沿着树木掩映的湖滨到联邦大道大桥去，向着遥远一如往昔的城市行政区域进发。雨已经停了，不过伯利·格里芬湖附有一项工程奇观（他们干吗费事弄这奇观呢？），唤作库克船长纪念喷泉，一股水柱向上直冲两三百英尺，令人眼花缭乱却又看不出个名堂，然后乘着呼呼的风，化作细密的飞沫飘着洒满大桥和桥上的林林总总。我叹着气，好容易冒着水雾过桥来到另一边，走进了一片广阔得一塌糊涂的草坪，政府建筑和博物馆在其间遥遥相隔，那距离远啊，就仿佛反拿了望远镜看东西。

就连治理本城的国家首都局都在宣传页上承认：“很多人认为议会区空****的，一副没完工的样子，机构和设施间遥远的距离使行人望而却步。”说得好，这就像行走在一个非常巨大的而且永远不会拆除的世界博览会场。

我首先去了国家图书馆，因为我想看《奋进号日志》，就是库克船长那本著名的航行日记。库克在结束英雄的发现之旅后自然把日记带回了家，但他过世没多久，日记就不知去向了，就这么过了近一百五十年，直到1923年，日记才出人意料地在伦敦一次苏富比拍卖会上现身。澳大利亚政府急忙买下，花了五千英镑（几乎两倍于其打算支付的政府所在地城市设计费），日记现在所受的推崇相当于美国对待古代珍品的程度，比如宪法，比如南希·里根。很不巧，我到咨询台问讯的时候才知道它并不公开展示，仅仅接受一周一次的预约展示。

我失望地瞅着那个男人。“可我走了八千里路啊!”我脱口说道。

“对不起。”他说，似乎挺真诚。

“我还在莱克斯住了一晚。”我说，琢磨这办法也许管用，但他能力有限，帮不上忙。不过，他指给我一份有日记照片的小册子，又鼓励我去公共陈列室逛逛看。我去了，公共陈列室很出彩。一个展厅陈列着澳大利亚显要的画像（当然，这显要是对其他澳大利亚人而言的），另一个展厅则展出悉尼歌剧院的图稿原件。不但有乌松得奖的草图，还收了第二名、第三名的——两张画显然都没什么特点。第二名给了胖乎乎的不锈钢圆柱，上面有杂色的拼块图案。第三名看上去像个大型超级市场。一只玻璃盒中摆着乌松制作的木质模型，说明歌剧院屋顶上的“帆”并非故意应和港中的帆船（在澳大利亚国内外的各种图书文章中，这个观点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而是纯粹的球面分割。

然后，我穿过上千英亩未开发的草原来到国家美术馆——堡垒一样的建筑，大得出人意料。它通风好，东西多，基本上非常不错。我尤其赞赏从没听说其名的亚瑟·斯特里顿所画的澳洲内陆，以及原住民绘画，后者多数作于卷曲的树皮或其他天然材料上，涂满了五彩的圆点和波浪线。这里有个很少有人注意的细节：原住民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不曾中断过的文化，他们的艺术可以上溯到自己最初的源头。想象一下，会有法国人能带你去拉科斯的山洞，详细解释那些岩画的重要意义吗？例如为什么这头野牛冲出牛群，这三条曲线是什么意思。这画对他们来说宛如昨日之事那样新鲜而现实。啊呀，原住民就做得到。这是人类一个无与伦比的成就，虽然很少受人赏识，但我觉得值得在这里提一提。你不会不同意，对吧？

我原打算继续前往会议大厦，但从国家美术馆出来后，发觉下午几乎就要过去了。我不得不等到明天再说。我沿着缓坡，朝着湖和大桥的方向返回。天空终于放晴，远处的小山上落着一块块银色的光斑。云不再留在低空伺机下扑，而是回到了空明的高处，视野确实很棒。堪培拉是一座纪念碑的城市，其中大部分规模相当大，几乎全部都有自己专属的一道绿荫，在这里，我一扭头，就把它们尽收眼底。它给我的感觉不像城市——远远不像——反而更似一个保留下来的战场。那种空旷感，那种毕恭毕敬的绿意，是你期待在葛底斯堡或滑铁卢看到的东西。

很难相信，这景致里掖藏了三十三万人口，这个念头——它冒出来的时候吓了我一跳——彻底改变了我对堪培拉的看法。我曾经鄙视的，实际上恰恰是它最令人佩服的成就。这个地方不带一丝明显承压之痛，就比20世纪50年代末扩张了十倍，而且依然是个大公园。

想象某个温馨的小型美国社区——比如科罗拉多的阿斯彭——四十年间吸收了三十二万的额外居民。想想那基础设施，要满足另外三十二万个以车代步的我们的需求——大型商场，停车场，延伸进入亮彩的标志和架高的广告牌森林的八车道马路，分出三六九等的大片住屋（再见，树林!再见，农田!），偏远的超市和特大型零售中心，星罗棋布的汽车旅馆、加油站和快餐店。想想每回出门买冰箱或跑步鞋或加油的情形，一准得忍受几英里的纷纷扰扰和鸡零狗碎。哎，堪培拉可没这些破事情。多了不起的成就啊。我对这个地方的感觉整个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