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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3页）

人生在世，光阴不可浪费，我决定去镇中心的咖啡馆吃早饭，读点东西了解一下背景知识，算是备备课。十分钟之后，我就坐在扬镇主街上一个几乎全空的房子里喝着咖啡，一边等鸡蛋培根，一边翻阅又厚又重的单卷本澳大利亚历史。这书的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曼宁·克拉克，我几天前在悉尼刚买的。

澳大利亚的掘金史是一个快乐而且总体上温暖人心的故事。它肇始于一个名叫爱德华·哈德雷夫斯的小伙子，他在1849年从悉尼去加利福尼亚采金地，希望能发家致富。他挖了两年，除了泥巴，没找到任何东西，不过他却注意到加利福尼亚蕴藏金矿的地带与蓝山外新南威尔士的土地——我刚刚开车驶过的农村地区——有着超乎寻常的相似之处。

在别人还没有类似想法之前，哈德雷夫斯匆匆回到澳大利亚，开始在奥兰治和巴瑟斯特周边的溪床中寻觅，很快就发现了金子，而且含量有利可图。他的发现不过一月，千把人就蜂拥而来，在整个地区埋头挥镐，把岩石都翻了个身儿。他们一知道要找的是什么，就开始在各个地方发现金子。澳大利亚浑身都是这东西。一个原住民农场工人被一大块石头绊倒，那石头产出了近八十磅珍贵的矿石，基本上一地都不可能发现这么大的量啦。这足以保证他一辈子过得跟王公一样显赫了——只不过，作为原住民，别人不准他保有这块石头。那块石头落入了该地地主的手中。

这股淘金潮刚刚成势，新建立的殖民地维多利亚边界那边就发现了藏量更加丰足的金子。澳大利亚发起了黄金高烧，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与这热度比起来都显得软弱无力、分量不够。市镇的人口明显下降，工人们都出发去寻找发财的机会了。商店没有了店员；警察弃掉了岗位；妻子们到家，只见桌上有张字条，篷车却无影无踪了。这年不到年终，估计维多利亚有一半男人都在挖金子，成千上万的人正从国外涌入该国。

淘金潮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命运。在此之前，人们只能被一点一点地劝到此地扎根。现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涌起了移民潮。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该国收纳了六十万张新面孔，人口翻了一番不止。此番增长的高地在维多利亚，采金地最富饶的地方。墨尔本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悉尼，有一个时期，按人头计算，它还可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但是金子的真正影响，是终结了澳大利亚作为流放之地的命运。伦敦意识到流放被看作是机会而非惩罚，罪犯渴望着被送往澳大利亚，将这个国家留作监狱的观点就难以为继了。直到1868年，才又有几船犯人被送至西澳大利亚州（他们在那里也会发现金子，同样数量可观），但18世纪50年代的淘金潮标志着澳大利亚不再是一个集中营，它开始成为一个国家。

除了等着发掘的财富，掘金人的日子并不容易。为了给每个人公平的机会，开矿者们只被允许保留很少的开矿产权地——一块只有几平方码的区域——这就成了问题的源头。1860年4月，人们在扬镇的前身羔羊洲发现了金子，寻找发财机会的人大批大批地来了。到1861年，包括2000个中国人在内的22，000个人在此开矿，每个人只有一片椅前桌下放置的大号小地毯那么大小的地儿。不用说，大部分人都没找到多少。很多开矿者开始对中国人看不顺眼了，后者似乎比欧洲矿工更心甘情愿地耐受酷热与贫困，而且相互帮助。人们觉得这种合作方式使他们不正当地占据了优势。另外，他们似乎找到了更多的金子。再加上，他们是中国人。

结果，白人矿工决定去把中国人痛打一顿。他们觉得这肯定会使境况好转许多。于是，1861年年中，虽是小众但也有相当数目的白人矿工——似乎两三千人吧——聚集起来，闹起了事。这个事件组织严密。开场，闹事者弄来个铜管乐团，演奏《统治吧，不列颠尼亚》和《马赛曲》，以及其他与群众运动搭调的煽动性曲目。他们还制作并举起一面巨大的旗帜，这面旗帜此后还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某种符号性事物。于是，乐队奏着这种通常只在周日下午公园音乐会上才能听到的曲调，矿工们行进在中国人聚居区，用丁字镐的柄或更加厉害的家伙见人就打，抢劫财物，焚烧帐篷。然后，就为了给这天的活动画个句号，他们烧毁了政府大楼。后来，十一名闹事者受到审讯，但没有人获罪。显然，这不是澳大利亚人最为自豪的时刻。

羔羊洲博物馆是小街上一座古老的大平房，砖结构建筑。我在前门等着它开放——开个门似乎颇费工夫，里面的人拔掉很多闩子，丁零当啷着一串钥匙。我开始怀疑它并非一个如我所料那样受人欢迎或重要的机构了，因为大门开时，那位女士就咋咋呼呼起来——“哦，您可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她说着咯咯笑起来，仿佛我幽默了她一记似的——这让我印象深刻，访客可能比较难得一见吧。不管如何，她似乎很高兴我到此，收了我三澳元门票，就一个劲儿叫我慢慢参观，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去找她。

博物馆挺大，满是些极不常见的东西——熨斗、鞋楦、轻便马车、旧灯笼、机器残件等。除了没见着蜘蛛网，我都以为自己在爷爷的仓库里呢。我在主厅的一角发现了博物馆的镇馆藏品——1861年闹事者举的那面大旗。它被称为“集会旗”，因为上面整齐地绣着“集会。集会。不要中国人”的字样。来澳大利亚之前，我读过一本题为《僻远之国》的书，作者澳大利亚记者约翰·波尔格说，羔羊洲博物馆将这个事件很是美化了一番，没有一点儿追悔的表示。如果波尔格到此一游时，此情况属实——他的书出版于1991年——那么现在已经变了。标牌上关于骚乱的叙述中肯而有深度，但还是奇怪地对双方的死伤人数语焉不详。

博物馆向前延伸，似乎保存着扬镇每一个人曾经拥有却不再想要的东西——缝纫机、计算器、来复枪、结婚照、受洗服。有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大罐子，里面填满了亮闪闪的小黑球，数以千万计。我仔细地看，想瞧出是什么东西。

“油菜籽。”一个声音在很近的地方说——近得吓我一跳。我转过身，就是让我进门的那位女士。

“哦，你吓了我一跳。”我说。她笑了，那模样使我怀疑她就是有此打算。我突发奇想，也许扬镇的人就是这么打发时间的。

“你每一件都看过了？”她问道。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她。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把每一件都看过呢？不过，我回答：“是的，”又礼貌地补充道，“很有趣。”

“没错，扬镇有很多历史的。”她一边赞同一边环视一圈，似乎思量这里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

“不。”她简单地说。

我考虑了一下，想再找点东西说说。“那么，你们弄来种子，打算种？”我建设性地说。

“有些人叫它……rape[10]。”她说，最后那个词说得很轻，很明显地抬起了眉毛。

“是的。”我应道，我认为自己用的口吻很是关切。

“我喜欢用ola。”

“我也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不管有多少感情因素，我在种子名称的问题上没啥立场，不过同意她的看法似乎是比较谨慎的做法。

不幸中的万幸，就在这时，响起了铃声——就是那种有人进入商店大门时会叮当一下的铃铛——她道了声“请原谅”便走开了。我等自己的脉搏跳过六下，就跟着她朝外走，因为我已经看过有必要一观的所有物件，也就要去下一站了。

前门厅里，一对中年夫妇正在买票。空间狭小，我得等他们移步让我出门。出去时，我感谢了那位白发女士。

“好看吗？”她问。

“很好看。”我撒了谎。

“来这儿度假？”前来参观的女士问，大概听出了我的口音。

“是啊。”我又撒了谎。

“你喜欢澳大利亚吗？”

“喜欢。”这可不是谎话，但她狐疑地看着我。“老实话。”我又说。

然后出了件怪事儿——嗯，我认为怪吧。前来参观的女士用手握了握我的前臂，带着殷殷关切说道：“我希望每个人都对你很好。”

我看着她。

“当然，”我说，“澳大利亚人总是很好的。”

她用哀求的目光庄重地望了我一眼。“你真是这样想的？”现在，请别曲解我的意思。澳大利亚人是最棒的，但是当他们自省的时候，有点儿怪怪的。

我点点头。“真的，”我温和友好地说，“澳大利亚人总是很好的。”

“当然好啦，莫琳!”她丈夫大声说，“社会中坚，最高尚了。现在，让这个倒霉蛋走吧。我肯定他还有想去的地方呢。”他显然是另一个类型的澳大利亚人，属于豪放派——他们认为所有没运气生在澳大利亚的家伙都悲惨地失去了命运的眷顾，可能连鸡鸡都只有丁点儿小呢，可怜鬼哟。

当然，他是对的——在还有想去的地方这一点上，我是说。现在是时候出发去堪培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