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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事物 第一个希腊城邦（第2页）

雅典娜是雅典人的保护神。在当时，也就是公元前560年左右，她那位于卫城的神庙香火不绝。这个故事展现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态度。庇西特拉图斯在行动中既没有援引任何雅典宗教权威，也不觉得自己的做法对女神有任何不敬。宗教仪式可以出现在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这个故事也表明，宗教文化可以被政治领袖操纵。庇西特拉图斯在宗教上很务实，认为日常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帮助雅典人适应周遭不断变化的世界。

富于想象力、勇于创新是古风时期希腊城邦的特点。庇西特拉图斯闹剧之后二三十年，一种别出心裁的新思路为另一个希腊城邦带来了引人注目的结果。这个叫萨摩斯（Samos）的古城邦与雅典一样，是彼时领土较大、较为重要的三十几个城邦之一。在后世古希腊人的印象中，那里不乏各类新鲜事物，其中之一是一条巨大的隧道。修建隧道的工匠们分别从山体两侧开始挖掘，在中途会师，成功挖通了半英里多长的人工通路，将泉水引入古城。

2015年的一天，我坐在东爱琴海小岛萨摩斯的一家希腊小餐馆里，同餐馆的主人聊起这项古代工程。这名曾经的工程师不只表现出本地人的自豪，更解释了古代萨摩斯人是如何从山巅自上而下利用水平面确定两个起始端的。他们可以随着工程的进行在山体上钻孔以确认隧道的坡度和垂直率。他的看法是，如果你知道该怎么做，这项工程就相对比较简单。因此，萨摩斯人的天才之处在于首创。总得有人先想出这种办法。

从现代城镇毕达哥利翁（Pythagoreio）驱车，用不了多久就能到达古萨摩斯人的圣殿遗址。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人和外来者都在这里崇拜女神赫拉（Hera）。被时光和后世的古代砖石夷为平地的废墟隐藏着另一个人造奇迹的痕迹——赫拉神庙。由于建在沼泽地上（希腊人认为沼泽地与赫拉崇拜相关）公元前575—前550年的早期神庙不久便发生了结构性坍塌。最后一次修建过程中，古代工匠们重新利用了早先的石墩。

如今，参观者仍能通过其中一个石墩领略到当年完美的水平凹槽切割。这种精准唯有使用机器方能达成。萨摩斯的建筑师发明了车床，可以一边旋转工件（比方说石墩）一边让锋利的工具在工件侧面进行切削。此项新发明成了传世之作。根据一名显然被这种车床深深折服的罗马作家的记述，该机械装置如此精巧，就连孩子也能亲手操作。

先前的萨摩斯神庙之所以倒塌，乃是因为它是一次野心勃勃却又难免错误的尝试。神庙的占地面积大约与一个足球场相当。132根林立的柱子每一根都有长颈鹿的两倍高。为了撑起这个空前庞大的结构，古希腊建筑师和石匠们不得不克服各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工程中的创新尝试让建筑工地变成了实验室。

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们生活在萨摩斯附近。近来，该岛和土耳其之间窄窄的海峡为移民提供了一条进入欧洲的危险重重的近路。如今的土耳其西海岸在公元前6世纪时是爱奥尼亚希腊人的家园。他们富庶的城市，尤其是米利都（Miletus），孕育了最早一批西方思想家。

关于古希腊思想，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如是说：

他们（希腊人）发明了数学、科学和哲学；他们是最早放弃用编年史形式记录历史的人；他们大胆地推测自然界和生命的终极，不为任何传统信仰所束缚。那一切如此难以置信，直到不久前，人们仍只能瞠目结舌、满怀敬畏地谈论着古希腊天才。[28]

罗素将古希腊人誉为西方哲学史的奠基者。他也注意到古希腊人不再用超自然生物和力量解释万事万物，并意识到此举带来的长远影响。如今，想要理解那些世间罕有的希腊哲人的先锋思想绝非易事。一名荷兰学者近来翻译了第一篇希腊哲学文本的仅存片段：

事物由何处生

亦由何处灭，

这便是万物的秩序；

它们依次执行着判决——

对罪行的惩罚——

循着时间的法令。[29]

这段文字的作者阿纳克西曼德（Anaximander）是米利都人。公元前546年时他年届六旬。罗素认为，阿纳克西曼德对宇宙本质做出的论述表达了“公正的概念，即不逾越永恒不变的界限”。另一个几乎同样难回答的有趣问题是，阿纳克西曼德以及其他早期哲学家阐述其科学、理性的推断的初衷何在。由于邻近地区那些更古老的文明社会中并没有发生这种哲学转向，专家们便在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化和社会内部寻找诱因。

德莱洛斯的铭文法或梭伦的改革都不是威权主义的措施，而是古风时期的雅典微型共和体经过某种形式的公开辩论后确立的规定。如果发言者必须公开呼吁人们支持他们的提议，那么他们很可能也不得不面对各种可能的反对意见——比方说同样来自贵族们的反对，并且他们还要基于理性给出论证。

古风时期的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实践发明或许也是激发人们“创造性”思维的一个因素。运用哲学思维的米利都人是否是从东爱琴海的那些宏伟建筑中获取了灵感？在这些早期希腊思想家看来，“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融会贯通，正如希罗多德讲述的那个关于为国王和他的军队设计渡河方案的故事：

大营中的泰勒斯（Thales）用这样的办法让流经军队左侧的河流也流过军队的右侧。从军营上游的某点开始，他挖了一条半圆形的深沟，这样，河流就脱离了古老的河道，流入军营后方的沟渠，绕过军营后再汇入先前的河床。一旦河流被分成两股，军队就可以从任意一侧渡河了。[30]

在阿纳克西曼德的时代，还有一项发明彻底改变了希腊世界。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批最早的希腊硬币。其中一枚是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贵金属，上面刻着一头凶猛的狮子。这枚硬币大约于公元前550年在阿纳克西曼德的家乡米利都铸造成形。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从他们的东方邻居吕底亚人（Lydians）那里借鉴了这一发明。关于吕底亚人，我们将在下一章再谈。自此，爱奥尼亚的城邦迅速开始大量铸造面值较小的硬币，硬币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虽然与如今相比，当时用来铸造硬币的金属与硬币所代表的价值更为接近，但新的货币制度仍要求使用者能将硬币理解成纯粹抽象的价值尺度。首批希腊硬币的使用者们必须得理解“存在”（硬币本身）与“表象”（其代表的价值）的区别。

结果，硬币的使用对早期希腊人的认知发展产生了冲击，因为它要求人们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潜在事实，一种抽象的、无形的现实。这反过来又影响了那些试图以单一的、无形的理论为基础去寻求宇宙新解释的早期哲学家的潜意识。

也有人试图寻找第一次哲学思潮与古风时期希腊宗教本质之间的联系。希腊宗教不著文本，古希腊人从来不相信那些任性的神祇给道德行为定下过什么规矩。古希腊宗教中也没有强加的神性，用现在的话说，没有关于自然本源的“神创论”描述。事实上，撇开神话不谈，希腊宗教并没有多少关于世界本质的内容。这种宗教体系让希腊人得以相对自由地去探索生命和宇宙。

我们在此要简单讨论一下希腊人争强好胜的性格，这种性格从他们对运动会的喜爱中可见一斑。在修建神庙的萨摩斯人心中，竞争对手就隔着窄窄的海峡与他们依依相望。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献给赫拉的第一座神庙倒塌了。但他们立即着手重建，且规模更大。重建的庙宇——它的一根立柱如今依旧矗立不倒——在尺寸上略微超过对岸爱奥尼亚海滨的以弗所（Ephesus）在不久前建起的超级神庙，这绝非偶然。

古风时期的萨摩斯人和以弗所人曾加入修建神庙的疯狂竞争。2014年，一名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抱怨说，芝加哥没有一栋摩天大楼的高度能跻身全球前十，再也算不上世界级的大都市了。希腊人对修建神庙的第一次狂热就好似如今摩天大楼竞赛的古老版本。

从表面上看，每个古代城邦在文化上都与邻近的城邦类似——大体相同的种族、语言等等。因此，为了树立一个社会的集体身份认同，为了能声称“我们是萨摩斯人，不是以弗所人”，即便是同样的事情也得采用不同的方法，当然，要做得更好。若我们更细致地观察，便会对希腊社会中地方身份的多样化而惊叹。例如，古科林斯人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希腊字母，崇拜本地版本的众神，形成了自己的法律等等。古风时期的希腊在政治上由众多分治的小城邦组成，这一状态本身就是创造和革新的动力。

大英博物馆为古希腊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开辟了一间巨大的展厅。将藏品按照地理位置分类放置，其共性背后的多样性便展现出来。同时，它也直观地凸显了古希腊人共有的探究精神。如果说这间展厅有什么主角，那就是出自古希腊各地陶工之手的陶器。

每个制造中心似乎都在大致相似的技术、造型和装饰主题框架下发展出了不同的风格。几百年后的一名罗马作家认为，“雅典人科洛厄布斯（Choraebus）是第一个制造陶质容器的人”[31]。那些来自雅典的陶器的确显示出他们在这门古老的希腊手工业中不容置疑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