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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的根本思想（第3页）

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但人不知存，则有时而或放耳；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但人不知察，则有时而或蔽耳，虽有时而或放，其体实未尝不在也，存之而已耳；虽有时而或蔽，其体实未尝不明也，察之而已耳。

阳明在《传习录》中又说：

（黄省曾）问：“知譬日，欲譬云，云虽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气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

先生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此处能勘得破，方是简易透彻工夫。”

阳明以“欲”与“良知”对言，“欲”遮蔽“良知”而使其本能不全，“欲”由“情”“意”有所着，失其度而生，“情”成为“良知”的作用，则不得全抑止之。只要使“情”无所执着，不失其度，而顺自然流行，则“欲”自去，“良知”可得而复其本体。

由上所说，“良知”蔽于物欲，妄念起，则本心的良心暗，但良知未尝消灭。故学问之要，在去私欲，复本然的良知，使本然的良知致于其至极，致本然的良知。于是阳明倡致良知之说。阳明认为《大学》之所谓“致知”，即致此良知。“致”是“至”之意，如说“丧致平哀”之“致”之意，致吾心的良知于其至极之意，至吾心的良知于事事物物之意。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说：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以上说了“致良知”的意义，次说“致良知”的价值。阳明在《书魏师孟卷》说：

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

阳明又在《与杨仕鸣书》中说：

区区所论致知二字，乃是孔门正法眼藏。于此见得真的，直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由上所论可知“致良知”的价值：致良知可以为圣人；致良知，则天下之人皆可为尧舜；致良知乃是孔门正法眼藏。知之者，方谓知道；得之者，方为有德。

又次论“致良知”之用。我们可从“知”的作用及“情”的作用两方面去探讨。阳明在《答聂文蔚书》中说：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又说：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跻于大同。

阳明之意，盖在借这“致良知”之说，以匡救天下社会。

阳明在《答聂文蔚第二书》中说：

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问之，则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

“致良知”是与孟子的集义同样工夫，每于有事之际，从吾心的判断，循序实行其事。且阳明的“致良知”极明白简易，不似集义的漠然无所把握。故“致良知”是人圣得道的简明而有把握方法。以上两段，我以为是从“知”的作用上，说致良知之用。

阳明在《答聂文蔚第二书》中又说：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着在交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求，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厚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我以为是从“情”的作用上，以说“致良知”的用。

“致良知”的工夫呢？阳明的修养论，全是在教人做这一项工夫。一句话可以说完：致知在格物。“致良知”的工夫，就是格物。物要待吾心意投着，始能认识，不外意之用。阳明说：

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

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

即去人欲，复天理，乃是格物之意。即所谓格物，乃就意念的发动的每件事，从良知所指示，去恶就善，则每件事得全其正，吾良知之所知，无有亏缺，毫无所蔽，而得以致其至极。于是良知致，而后意念的发动诚。

阳明说：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则是致知工夫亦未尝知也。

详细地说，所谓“致良知”者，在使良知的发用流行尽其极。但因有物欲，则良知的发用不全，故可先去其不正的物欲。物欲去，良知始可致。故去物欲，即与凡事相接至极，一任良知的自然发用，遂可以得致全体的良知了。

《传习录》中说：

黄以方问：“先生格致之说，随时格物，以致其知，则知是一节之知，非全体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地位？”

先生曰：“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乃指天以示之日：“比如面前见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见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为许多房子墙壁遮蔽，便不见天之全体。若撤去房子墙壁，总是一个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见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体。”

即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总是一个本体。阳明又说：

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

故今日格一个物，致一个知，此工夫进而不已，遂得全体之知，使全体之知致其极，可得复一个本体。以上所论，均为阳明致知工夫，致良知的工夫。

阳明格物致知之功，又在戒惧慎独。阳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