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证明来。”
“你多管什么闲事?”
“咱们这里是个自由的国家。”
警察开始诉苦说:“我要知道的是——我到底怎么惹着你了?”
戴黑礼帽的人掏出一张名片,对K先生说:“如果你要控告这个警察有诽谤罪,我愿意为你作证。”K先生接过名片来,好像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警察突然把双臂举起来,向人群挥动着说:“散开,散开。各人走各人的路。”
“大家别走,”陌生人厉声呵斥道,“咱们都是证人。”
“你快要叫我冒火了,”警察的嗓音变了,“我警告你。”
“警告我什么?说啊。你要警告我什么?”
“妨碍警察执行任务。”
“好个任务!”陌生人讥讽地说。
“可我是喝醉了,”K先生突然乞求说,“我扰乱了社会秩序。”人群轰的一声笑起来。警察转过来对K先生说:“你怎么没完没了?我们谈话跟你没关系。”
“当然有关系。”陌生人说。
警察的脸上显出痛苦的神色。他对K先生说:“你为什么不叫辆出租车老老实实地回家去?”
“好吧,我就这样做。”K先生说。
“出租车!”
出租车停在K先生身边。K先生感激地握住车门把手,打开车门。D对他笑了笑说:“上来吧。”
“好,现在谈谈你的事,”警察对那个爱管闲事的人说,“你叫什么名字?”
“豪格皮特。”[1]
“你开什么玩笑?”
K先生拼命往人行道上退,口里喊着:“不要那辆出租车。我不要乘那辆车。”
“我是叫豪格皮特。”许多人笑了起来。那个陌生人生起气来。“不是还有叫斯温伯恩[2]的吗?这有什么可笑的。”
“老天爷,”警察说,“你又不老实了。”
“汽车里有一个人……”K先生说。
D走出车来说:“没事儿,警官。他是我的朋友。喝多了。我们在卡彭特酒吧走散了。”他紧紧抓住K先生的一只胳膊,想把他拉回汽车里。K先生说:“他要杀我。”他挣扎着,一下子摔倒在人行道上。“你帮帮我的忙好不好,警官先生?”D说,“别叫他惹祸了。”
“当然可以,先生,赶快把他弄走吧。”警察俯下身,像抱小孩似的轻而易举地把K先生抱起来塞进汽车。K先生有气无力地喊:“我告诉你,这人一直追着我……”自称豪格皮特的人插嘴说:“你有什么权力这样做,警察先生?你听见他说什么了?你怎么能知道他讲的不是真话?”
警察啪的一声关上车门,转身说:“因为我用了我的判断力……你现在还不想乖乖地走开?”出租车开动了。看热闹的人向后退去,指点着汽车。D说:“你只是叫自己丢了丑。”
“我要打碎玻璃。我要叫了。”K先生说。
“你要是再不老实,可就自找倒霉了。”D低声说。他好像在说一个什么秘密。“我会开枪的。”
“你开枪是逃不掉的。你不敢开枪。”
“你是根据小说里的推理。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可不是这样。现在正在打仗——看来咱们谁也‘逃不掉’,早晚都要丧命。”
“你预备做什么?”
“我要带你回家去,好好同你谈一谈。”
“回哪个家?”D没有回答他。汽车颠簸着缓缓驶过海德公园。在大理石拱门一带,几个街头演说家正站在肥皂箱上演讲,个个把雨衣的领子竖起来护住脖子,抵御寒风。一路上停着不少小汽车,伺机勾搭女人。不少下等娼妓无望地坐在灯影的黑暗里。也有一些准备进行敲诈勒索的人眼睛盯着草坪,看看是否有人在那里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地进行不法勾当。这就是人们所了解的一个和平城市的景象。一张招贴上写着:布卢姆茨伯里区骇人听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