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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第2页）

从《决定》内容可以看出，深化改革是深化以人为本、社会本位的社会主义改革。

建设社会主义从来没有笔直平坦的大道。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政治权力的干预仍然妨碍着市场机制的发挥（这很显然是苏联模式中的计划经济残余在作怪），个别官员的贪污腐化有愈演愈烈之势（苏联模式中特权思想的影响），等等。

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非常明确地回答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明了继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只要沿着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行，中国将进一步远离苏联模式，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局面。

从《决定》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远离以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向以人为本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社会阔步前进。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路，其目标是以经济建设带动以人为本的、以社会为本位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通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伟大目标。

《决定》至少从以下四个方面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沿着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位的方向继续前行。

（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改革开放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已经成为经济总量高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但因为人口基数大，就人均GDP而言，中国则排在世界80位之外，这充分说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物质文明基础而言仍然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下功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发展的道路上，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市场是“赢利社会”的活动平台，同时也是社会整体活力的集中体现，市场活跃则表明社会充满活力。市场的活跃，有赖于社会各方面力量和要素的积极主动参与；而要激发社会力量和要素参与的积极主动性，就要给予它们充分的权力，让它们切实获得参与的回报，并且破除束缚它们的种种枷锁。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要求，意味着市场参与者权力的提高和地位的加强，意味着参与市场的各社会力量和要素将获得更多的回报。在谈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激发各社会要素和社会力量的活力，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并且要让全社会都公平享受这些社会财富。全会通过的《决定》，在经济方面确定了一系列激励社会和企业参与市场活动的措施，如对非公有制经济方面确定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原则下，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上的不合理规定；对农民和农村，确定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等；对于投资，确定放宽投资准入，私人资本和外资可以进入的领域大大拓宽。所有这些，都将大大激发社会力量和要素参与市场活动的积极主动性。

同时，三中全会在解除对市场和社会的束缚上确定了改革原则和具体措施。全会决定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特别集中在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确定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由此，市场和社会的自主性将大大提高，它们的效率也会得到重大提升。

此外，三中全会还确定了一系列发挥国有资产社会功用的原则和措施，《决定》确定要让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明确要求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2020年提高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也体现了国有资产为社会服务的宗旨。

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起着牵引作用。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而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将会使社会各要素和各社会力量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社会建设拥有越来越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以激发社会的积极主动性为途径，以推动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为中心的改革发展观。这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越来越远离了苏联模式特有的过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特性。

根据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政府逐渐从市场中退出，社会获得越来越大的自主权。2013年5月，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共计117项。其中，取消行政审批项目71项，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20项，取消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0项，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3项；取消或下放管理层级的机关内部事项和涉密事项13项。之后，这样的措施不断推出，到2015年5月，国务院又决定，在前期大幅减少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再取消49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将84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今后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审批类别。

（2）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进行社会建设上进行了全面部署，直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位的改革发展思路。虽然是在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将社会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但中国共产党始终都在进行社会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事实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都是广义社会的组成部分，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社会才被分离出来从而形成狭义的社会建设，即便如此，我们在进行社会建设时也不能将它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割裂开来，社会建设是与诸多方面的建设互为前提和条件的，而且归根结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使全社会人民大众生活得幸福。当今，在30余年改革开放重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社会建设具备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以便充分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目标，新时期的社会体制改革是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社会领域深化改革和进行制度创新，从而促进共同富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显然，这是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各社会阶层未能均等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而制定的政策，全会围绕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等领域制定了具体的深化改革措施，这些具体措施的施行将使长期以来较少地享受到发展成果的社会阶层获得更多实惠——例如，许多措施直接惠及农民阶层，从而改变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现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公平正义。

在社会治理体制上，全会突出了社会自我治理的重要性，确定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社会自我治理程度的高低是衡量社会主义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远离苏联模式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一领域改革的深化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境界。

（3）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它非常及时地回答了社会普遍关心的实际问题，并且制定了十分具体的改革措施。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出现了诸如医患关系问题、教育不平等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司法不公问题等，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受到全社会普遍关注。三中全会直面现实矛盾和问题，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关注，对这些问题做出准确具体的回答，提出非常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决定》不仅提出了招考分离、取消以药补医、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等具体措施，而且制定了教育、医药卫生、收入分配等触及几乎所有社会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案。全会还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在全会结束后，该小组领导设计和落实各个领域的具体改革方案和措施，习近平还特别指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强调落实的重要性。这一切使全社会相信，社会关心的问题就是党关心的问题，深化改革不会停留在口头上而一定会落实在行动中，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步步走向胜利重要保障。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人民群众关心的一系列政策陆续出台，如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早在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4）关于党的领导，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党是深化改革事业成功的保障，党的统一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安定的国内环境和安全的国际环境；通过维护党中央权威，保障政令畅通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真正使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由此看来，党领导改革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完善自身的改革，反映了党来自社会又服务于社会，党与社会日益贴近的特征。

总而言之，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决定》体现了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主题，这是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是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重要阶段。可以预见，全面深化改革将使中国进入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社会主义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倡廉的步伐明显加快，这对腐败分子形成了巨大的震慑。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没有将依法治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到行动中。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7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对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四中全会绘制了“法治中国”路线图，将依法治国具体化、路径化。

为了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习近平任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1月22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6个专项小组，这几个专项小组的成立也表明深化改革的全面性。从此以后，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就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2016年1月1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他讲话强调，在2016年要牢牢扭住全面深化改革各项目标，落实主体责任，理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提高履责效能，打通关节、疏通堵点、激活全盘，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落地生根。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关于开展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规定》、《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如表现为政务公开的行政改革，会议指出，政务公开是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制度。要以制度安排把政务公开贯穿到政务运行的全过程，权力运行到哪里，公开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而《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则表现为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步骤，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的能力。

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时还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为了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在今后几年我们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①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调研时就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这是对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一步部署。同年12月中旬，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又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由此，我们正式将“全面从严治党”列入发展战略，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进一步对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新部署，《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由此确立了抓好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起点，同时也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支点。

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专门制定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并陆续修订出台了一些重要的党内法规，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六中全会继续大力推进制度治党，修改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从而推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

修改制定的以上两个文件，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政党适应性变革的主动性，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党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慵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在党的建设方面，“也出现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一些党员、干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严格执行党章，漠视政治纪律、无视组织原则。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发生的种种问题，与管党治党宽松软有密切关系。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把强化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基础性工程，使监督的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出来”①。针对以上问题，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两个文件。

十八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深入贯彻本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会提出：“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要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①在六中全会召开一个多月后，在第三个国家宪法日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十八届六中全会从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着手，以严格实施党内监督为主要措施，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的总体表现为：“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②

在“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到2014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中国经济总量在此前的4年（即2010年）已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快速增长，2013年的经济增量已相当于1994年的经济总量；2013年，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12。3%，不仅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也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第二多的国家；2013年年末，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6。18亿人，成为网民人数第一大国。由此看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在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时得以实现。那时，不仅中国的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而且会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再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位居世界第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将较为全面凸显，那时中国将能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起较大的示范、榜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