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读三论一谈（第2页）

三论之中，“论学”篇幅最大，共有十篇文章。里面有先生对史学研究的一些看法，也有先生治史的心得体会。

大家都知道，先生是一位执着的学人。他从年轻时就主张汉魏封建说的观点，并且一直到老不变。这实在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倒不是因为先生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主要是先生的学术观点当初是被人当作政治问题认识的。

先生直言不讳地说，他的汉魏封建说的思想渊源是来自恩格斯、考茨基和陶希圣，后来又认识到这里面还受到了钱穆先生的影响。

须知在那些政治的阴云笼罩下的日子里，因为跟毛泽东说的中国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的观点挂不上钩，所以坚持汉魏封建说的观点，简直就像是在坚持着“反革命”的立场。而坚持“反革命立场”，在当时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先生说“汉魏之际封建说虽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压制是有的。空气也有重量，那个气氛是很重的。尚钺同志的遭遇，就是我的榜样，我是看在眼里，惊在心里”。先生只好采取这样的办法：坚持，但是不说，心里面憋着劲。谁想说服我，好，拿证据来。先生也不是不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应吴晗先生之邀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报告的题目就是《东汉魏晋前后社会变化》，其后先生还发表过关于汉魏之际社会经济变化的研究文章。先生不谈汉魏封建说了，可是他还在讲汉魏之际的社会经济的变化，还在坚持自己的观点。

其实我们今天听起来实在是有点奇怪，因为对历史分期的主张不同，居然就会被加上政治反动的帽子。这是一个将学术研究政治化的典型事例，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场噩运。因为这样的一个历史分期的不同观点，使得一些学者受到了政治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

历史分期这个东西，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解释历史的科学方法。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观点解释中国历史，只是在某一种历史时段的分期上的看法不同，怎么就成了政治反动派了呢？这些学者毕竟还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尝试着解析中国历史，或者说，他们都还是在坚持着那种政治化的“五种社会形态说”。

十年前，也就是新旧世纪之交，先生突然改变了自己的历史分期观点。先生在一篇短文中提出，放弃多年以来自己坚持的历史分期观。先生说：“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先生说：“历史自然段和历史分期、社会性质的关系是：前者是客观实际，是基础，是本；后者是主观意识，是上层，是末。”只去研究历史分期，不去关注历史发展自然段，就是本末倒置！要知道，这一年先生也已经是九十岁高龄了。

先生这里说的自然段，“重在它是自然的、客观的”。自然段不同于朝代，有的时候可能是朝代，有的时候可能是历史发展变化的时期，甚至与以前所说的历史分期时段相合，但是关键是，不去定义这一历史时段的社会性质，而主要是认识这一历史时段的特点。先生的这个观点，跟他的“汉魏封建说”就不完全一样了。一个根本变化是先生不谈“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了。

先生和白寿彝先生是一对老友，1999年白先生90大寿时，先生在发言中用了两句话，一句是《中庸》上的“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另一句是荀子的“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先生说前一句，是说白先生能择善，不够固执；而先生自己固执而不够择善。一对老朋友，互相批评，也互相赞赏，到老了以后，都能向“择善而固执之”和“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上靠了。

那天的会我也去了。听到了先生的这一席话。记得先生当时还开了个玩笑，说当年他跟白先生碰见过一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讨好说白先生能活到八十岁，白先生听了很不高兴。你看，现在白先生九十了吧。你们大家祝他长命百岁，他肯定也不会高兴，我看还是祝他万寿无疆吧。到会的人听了，全都笑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先生跟白先生在性格上全然不同：白先生严肃，先生随和。在治学方面则正好相反：白先生变通，先生固执。

但是先生的固执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与时俱进。一直到1992年前后，先生还在探讨社会问题，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还在探求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变化。不过先生的这篇文章所探讨的，已经不是社会性质问题，而是中国明、清两朝的专制主义问题了。先生曾经开玩笑说，他小时候看见过一些前清的遗老，拖着辫子，口中不住地“之乎者也”。先生叫他们老朽！思想腐朽、行为腐朽。先生因此说：“在学术思想方面，我很顽固。有时我想：在学术思想方面，我是不是已经成为‘前清遗老’式的人，落后了？”（《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和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记得我一次见到先生时，就对先生说：您一点也不落后。那时候我听到王和兄说，先生对他说过，看我们这些人的文章，没有隔阂感，看再年轻一些人的文章，有一点隔阂感。

先生做了那么多年中国社会的研究。他是希望历史研究真的能够为中国的发展变化做一点事。先生在《九十自我评述》中说：“我现在已经不愿夸夸其谈地谈论什么分期问题，而愿意先摸清楚中国历史发展有哪些自然段。研究清楚了有哪些自然段和各自然段的特点、特征，水到渠成，社会分期自然会出来。基于这种认识，我要写的这本《中国中世社会》，原本叫作‘中国中世封建社会’，现在就称‘中国中世社会’了。”

读先生的文章到这里，我想起了白寿彝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卷《题记》开首写道：“从历史发展顺序上看，这约略相当于一般历史著述中所说的奴隶制时代。但在这个时代，奴隶制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形态。我们用‘上古时代’的提法，可能更妥当些。”

每到此时，我的心便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先生说的他们这两位老友都在向“择善而固执之”和“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上靠吧？

最近几年，我很少去看望先生。一是怕触及一些不愿意去谈去想的往事，二是怕先生问起我现在的学业，实在无言以对。看到先生以百岁高龄还在孜孜不倦于学术事业，我深感惭愧。前几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元末明初的学风》，在写到元末明初那种士大夫独立的风格被摧折殆尽的时候，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慨。但是今天我辈又从先生身上继承了多少前辈的风范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把先辈的风范丢失殆尽呢?

《三论一谈》最后“一谈”是师母写的，谈的都是师母亲身经历的事情和她对世事的评论。每每看到这些短文，就想起师母叫我们“乖乖”的情景，其实那时我们都是五十来岁的人了。可是师母叫我们“乖乖”的时候，我却觉得我们确实是先生和师母面前的孩子，理所当然地应该去做一个“乖乖”的学生。

顺便说一件事情：王静是郑天挺先生的关门弟子。先生和师母就按照学术的师承，将她认作“小师妹”。每次见面就直呼“小师妹”，让我们这些身为师兄的人颇有些尴尬。后来王静考上我的博士，先生和师母知道后，特意安排了请我们一起吃饭，把王和、齐涛、宁欣都召到一起，席间先生说：我这个小师妹的学业，本来我应该管的。现在我年事已高，没精力管了，就交给商传，你一定要带好。

对于先生这有趣的做法，我们当时并不十分理解，甚至会觉得先生是在开个玩笑。其实这就是前辈的风格，是中国学术传承中的精髓。可是我们究竟又能够从先生身上学到多少呢？

真心希望我们能够从先生身上再多学到一点中国学术前辈的风格。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