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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论一谈（第1页）

读《三论一谈》

商传

九年前，何先生和师母送给了我一本他们自选的《三论一谈》，这是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名家心语”丛书中的一本。先生和师母在前言中解释了书名的来源，三论是：论世、论人、论学，是先生写的。一谈是：人生杂谈，是师母写的。

先生和师母在前言中说：“我们是一根绳上拴的两个蚂蚱，有着共同的命运。都是幸运的，也都是悲剧的。”先生和师母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一年先生正好九十岁，先生在《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中对此有所解释：“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原来如此。先生以生于一个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而感到幸运，同时又为这场大变动使之失去了许多宝贵时间而有悲剧之感。我想，这正是一个愿把毕生献给历史学的学者的心声吧。

一

我记得1966年“**”开始之际，在一次由北京史学会组织的批判吴晗先生的会议，出席的都是史学界的教授学者，我当时还只是个学生，由老师带着去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很多人对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轮到何先生发言时，他说：吴晗和其他的学部委员们，每个月去四川饭店吃一次饭，轮流请客，一次就把学部委员一个月的津贴吃掉。那么贵的饭，太奢侈，太不应该了吧。那时我还十分年轻幼稚，听过先生这一席批判发言后，只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先生为什么不从政治上去批判吴晗，却只从生活小节上去谈，说了这样的一席话。

直到读到先生《三论一谈》中说到他回国时的想法，才明白了先生的心思。先生说他不是不知道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也看到离开祖国在外流浪的俄国知识分子，但是先生想得最多的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失去多少复兴的机会！中国不能再折腾了，这次机会不能再失。为了国家，知识分子应该牺牲自己的主观，个人民主自由思想，依附共产党身上，把自己的能力贡献给国家”。先生就是在这样的信念下回国的。先生带着这样的信念回国，又怎么会去从政治上否定一个同样爱国的学者呢？

“三论”的第一论是“论世”，虽然只有三篇文章，但是我认为这却是先生“三论”中分量最重的一部分。

先生亲身经历了这一个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他把自己亲身经历而总结出的对人类前景的幻想和忧虑都写在了这三篇论世的文章中。但是我总觉得，这里面反映出来的是先生的大历史观。先生长于治汉魏的历史，那个时代是战争频发的时代，是强权政治的时代。其实不仅是汉魏之际，即使是世界人类的历史，从某种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一部战争的历史？甚至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伴随着战争而实现的。从孟子的时候，他就把和平作为一种理想，这说明了人类对于和平的企望，直到今日，先生幼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青年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对于人类的战争有亲历后的深刻理解。今天中国亲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先生是硕果仅存的了。所以我认为先生是一位智者，他既有世界战争的亲身经历，所以他有忧虑；他同时又毕生钻研历史，是一位知识渊博、见识深刻的历史学家。

先生在文章中说：“书生不谙时势。”他很怕自己的理想“是幻想，是梦呓”（《世纪之初展望人类前景》）。但是这正说明先生不是一个故纸堆中的治史者，而是把历史研究与世界的发展、人类的命运前途联系在一起的，有着大历史观的大历史学家。

二

“论人”的七篇文章中，除去一篇《孙中山和他的民生主义》外，其余六篇都是写师友的，读起来很像是先生的读书回忆录。从中小学的老师，写到先生走上史学道路的四位业师、恩师。

这四位业师、恩师是陶希圣、傅斯年、钱穆和胡适。这四位均称得上是中国近世学术奠基人的泰斗级的人物。先生说：“我学术思想受他们极大影响，走的是他们领导的路。”由此可以知道，他们是先生过从最近的几位老师。先生今日的学术成就，自当与这几位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众所周知，由于政治的原因，这四位学界的泰斗一直是不能有文述介的。即有相关的文字，则一概批判否定。四位泰斗的学生当中，未见有如先生这样去讲述师承关系，谈及师生情谊的。

中国政治变迁在学界造成的伤痕是十分深刻的。因为限于学界的圈子，一般人往往无从知晓。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跟政治上对立的老师决裂。那个时候，通过骂老师可以换取政治上的信任。先生是1950年回国的，当时较先生稍早些天回国的还有王毓铨师。他们都是因为热爱祖国而怀抱投身新中国建设理想而归的，他们也都从不肯贬低自己的老师，哪怕这时候他们的老师被称为“反动派”分子。

先生这样说自己：“我这个人，对国家民族命运，对政治，对社会，有理想，有热情。但骨子里是个书生，不懂政治，尤不懂政治斗争中的纵横和残酷。”先生甚至说自己“蠢人一个”。可是先生说的这个“蠢”，其实正是一种长期以来学界十分缺少的正直。

几篇回忆业师、恩师的文章也很有趣。一篇写傅斯年先生的，曾经发表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只是题目有些改动，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事业》改为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我不大理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同意义。是不是说史学著作更单一些，谈学术事业评价要更高些，这就不知道了。《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也是早在1995年就发表过的，收录在人民出版社《国际儒学研究》第一辑。《怀念我师陶希圣》和《怀念胡适之老师》两篇，好像此前都没有发表过。虽然先生只是写出了一个学生对于老师的怀念，但是就只是这样的一个怀念，却活生生地写出了这两位在中国近世学术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大师对于先生的影响。这两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应属禁忌之列了。但是怀念胡适之老师那篇写于十多年前的1997年，另一篇怀念陶希圣老师的文章写于1988年。在那个时候就去写胡适之、陶希圣这样政治上被完全否定的人物，可就不容易了。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曾经因为说过胡适先生治学严谨而在党支部会议上受到过批评。

所以我想，先生的这两篇文章，一定会引起有些人的非议，但先生却毫无顾忌，大胆说出一个学生对于老师的真情。先生的老师不也对他们的学生充满真情和关注吗？1983年或者1984年，在与陶希圣师音信隔绝38年后，先生却得到了一位美国学者从陶希圣老师那里带来的两本书。1987年先生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时，陶希圣在病中托人告诉先生：“以后中国学术会有前途，他（先生）回去后可在此方面努力。”先生写道：“这竟是陶先生对我的最后遗言了。”读到这里，我只觉得心中有一种沉重压抑之感。中国学术在被政治强迫分割了多年之后，其精神却还是那么执着地共守着一个共同的传统和目标。

所以当先生以耄耋之年来到台湾“中央研究院”，走上研究院对面小山坡上，面向胡适之先生墓碑行三鞠躬礼，默默志哀的时候，先生想的是自己的老师，“远离故乡，飘零外地，魂而有知，会寂寞凄楚”。何时才能将老师安葬到故乡，或者北京大学校园。那里朝朝夕夕，有学生伴随；听学生歌声、朗朗诵读声。先生希望他的老师能够安息在永与学生相伴的校园。原来先生到今天仍然有着那样一颗学生的心，一颗永远怀念着自己的老师、永为学生的心。这是不是也正是先生已经百岁高龄却仍然精神矍铄，仍然在学术上与时俱进，仍然充满朝气的原因所在呢？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