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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3章 十一岁孩子周保权那年的引狼入室下（第1页）

李处耘追到敖山寨，俘获了不少人。然后他做了一件在五代乱世里不算稀奇、但在宋代史料里被反复记载的事：他挑了几十个体肥的俘虏，“令左右分食之”，又把年轻健壮的俘虏脸上刺字，放回朗州。

《续资治通鉴》写得克制，说“处耘择所俘体肥者数十人，令左右啖之”。但效果写得很清楚：那些被黥面的俘虏进了城，逢人就说宋军吃人。朗州“众大惧，纵火焚州城，驱略居民，奔窜山谷”。

一座城，不是被攻破的，是被一个恐怖故事吓破的。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李处耘“分食”俘虏这件事，在逻辑上未必是单纯的残暴。他需要朗州乱，需要守军丧失意志，需要以最小的代价拿下城。吃人这件事，在五代十国的战争语境里，是一种信号：我不在乎规则，你最好也别指望规则能保护你。张崇富要守城，靠的是士兵愿意站在城墙上。当“站在城墙上”这件事可能意味着被对面当饭吃掉的时候，愿意站上去的人就少了。

残酷，但有效。

壬戌日，宋军入朗州，张崇富逃到西山脚下被擒，斩首示众。周保权被大将汪端带着逃到江南岸的僧舍里躲起来。李处耘派田守奇渡江搜捕，汪端扔下周保权跑了，田守奇把十一岁的前节度使从僧舍里提了出来。

从出降这件事本身来说，周保权没有抵抗到底。但他也没有真正做成主。一个孩子坐在节度使的位子上，左边是李观象说“归朝”，右边是张崇富说“死守”，他往哪边偏，历史就往哪边写。他偏了两次：第一次偏向了张崇富的抵抗，第二次没来得及偏回李观象的归朝，城就没了。

周保权被送到汴京。赵匡胤见了他，没有杀，没有关，授了个右千牛卫上将军，让他住在京师。这个官职在宋代是环卫官，名义上宿卫宫禁，实际上是个领俸禄的闲差。周行逢遗嘱里那句“幸不失富贵”，在儿子身上兑现了，兑现的方式比预想的更彻底：富贵还在，国没了。

湖南十四州、一监、六十六县、九万七千多户，并入宋朝版图。

李焘说

李焘修《长编》到这一段，大概会搁笔叹一口气。他不会骂赵匡胤，因为宋朝人写宋朝事，骂太祖是犯忌讳的；他也不会骂周保权，因为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没什么好骂的。

他会把账算在“左右”头上。史书里反复出现的“保权为左右所制”，在李焘眼里不是一句免责声明，而是一个结构性的悲剧：弱国少主坐在位子上，身边永远有一群把“抵抗”当成忠诚表演的人。张崇富未必不知道打不赢，但他需要“不可”这两个字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李观象的“幅巾归朝”才是周行逢遗嘱的真正执行者，可执行遗嘱的人在朝堂上永远说不过喊口号的人。

李焘大概还会补一刀：周行逢说“不得已时举族归朝”，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能守则守”。周保权君臣的问题在于，他们把“能守”的标准定得太低了。张文表死了，他们就以为危机解除了；宋军不走，他们才慌了。可这时候“归朝”的价码已经变了，从主动的投诚变成了被动的出降。同样的动作，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做，待遇差了一整个政权。

作者说

这件事最容易被读成“引狼入室”的老套寓言：小国不该请大国帮忙，请神容易送神难。但如果你把周保权的选择往前推一步，会发现一个更别扭的问题：他真的有别的选项吗？

张文表反了，不请宋，就得请荆南。荆南高继冲自己都是泥菩萨，宋军一“借道”就献了地。请南唐？南唐自己都在给宋当顺民。周保权手里那点兵力，连张文表都打得磕磕绊绊，先败后胜，赢得很勉强。在这个牌桌上，武平根本没有一张可以独立打赢的牌。

所以问题不在于“该不该请宋”，而在于“请宋的时候，有没有准备好宋不走的预案”。周行逢给了预案——“举族归朝”——但周保权身边掌兵的人把这个预案锁进了抽屉。等到宋军真的不走了，再想从抽屉里拿出来，已经过了有效期。

弱者最大的错觉，是以为“求救”和“被吞并”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实际上，在强者的棋盘上，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阶段。你请他来的时候，他是客；你赶他不走的时候，他是主。中间没有过渡，只有一句“何为反距王师”。

周保权在汴京活到了太宗朝，后来还迁了右羽林统军。史书没有记下他在汴京的宴席上有没有讲过朗州的事。如果讲过，他大概会说：那年我十一岁，他们说打，我就打了；他们说守，我就守了；最后他们跑了，我被从蒲团底下拽出来。

本章金句：

请神的时候你是香客，神不走的时候你是供品。

如果你是周保权，在张崇富拍着胸脯说“守得住”的那一刻，你会选择听李观象的话、换身衣服去汴京，还是把最后那点家底押在城墙上？欢迎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