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人很快在帝国政坛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他们抛弃了过去“市场自我调节”的幻想,转而向女皇递交了一份份“拯救帝国”的蓝图。其内容惊世骇俗,却在危机的泥潭中显得无比坚定和。
首先,他们主张通过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来消化失业人口。全国范围的高速公路与铁路网计划被提出,修建桥梁、水坝、城市下水道与纪念性建筑,既能提供数百万的就业岗位,又能重塑帝国的形象。他们宣称:“没有人会在帝国的土地上闲坐!”
与此同时,他们要求重整社会结构。妇女被鼓励回归家庭,强调“母亲的责任与光荣”,以提高生育率并为男性腾出就业岗位。大量政策补贴和荣誉勋章被用来奖励多子女家庭。
对“非国民”群体,那些占领区的克尔迪亚人和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则采取了冷酷的排斥政策。他们被系统性地清理出工厂和办公室,岗位转而由“真正的帝国子民”填补。官方宣传毫不掩饰地强调:“帝国的未来必须由属于帝国的人来塑造。”
在经济层面,他们重提“枪炮优先”的方针。军工产业被提升为国家复兴的支柱,坦克、飞机、大炮和潜艇的订单如潮水般下达。工厂重新开动,失业工人被征召进军械车间,失落的技术员重新找回了岗位。
为了应对对外贸易的崩溃,帝国同时宣布实施外汇管制与“经济自给”。合成橡胶、合成机油和人造纤维等新技术项目被立项推进,力求摆脱对海外殖民地资源的依赖。科研机构和大学得到国家首接拨款,军工企业与实验室昼夜研究。
社会层面,工会彻底被取缔。所有的劳资谈判权被移交给国家设立的“劳动部”。工资体系统一调整,工人被告知“牺牲小我,成就帝国”。与此同时,国家推出了形式繁多的福利计划:免费体检、工人假期、国营娱乐活动、集体旅游。娱乐与宣传交织在一起,成为安抚与控制群众的工具。
城市街头,曾经愤怒游行的失业者,如今举着铁锹、穿着工装排队去参加公共工程。广播里响起激情澎湃的口号:“帝国没有失业者,只有等待岗位的战士!”
在这样的狂热氛围里,帝国社会逐渐重归运转。
自从经济危机开始,那些曾经口口声声保证“形势大好”的官员,一个个失去了往日的底气。他们在御前会议上神色狼狈,支支吾吾,连最基本的对策都拿不出来。
眼看着帝国的金融体系崩溃、街头的失业者越聚越多,他们的沉默与无能暴露无遗。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原本在政坛边缘的声音。
最引人注目的,是帝国银行的行长——海因里希·冯·瓦尔克。他过去在御前会议上从不强出头,如今却以冷静而坚定的口吻,向我递交了一份份紧急报告。
“陛下,市场不会自己恢复。放任只会让我们被拖入深渊。我们必须用国家的意志取代市场的意志。”
这是他在会议上的原话。那一刻,连最顽固的自由派都无法反驳。
瓦尔克的政策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效仿了瓦尔托利亚的模式。严格的外汇管制、全面的工业动员、对工会和媒体的压制……这些手段在平日里或许会被视为极端,甚至危险。但在此刻的废墟之上,它们反而显得务实而有力。
我看着那些报告——高速公路计划、军工优先、财政统一拨款、农业强制整合。纸面上的字句冰冷,却又在当下的绝境中格外具有吸引力。
很快,瓦尔克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兼任帝国银行行长的职务。他的声音取代了旧财政派系的空谈,在帝国中枢迅速扩散开来。
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与他立场相同的官员。他们原本只是财政、工业、劳工等部门的中层,甚至默默无闻,如今却在危机中被提拔至高位。他们组成了一个全新的群体,带着统一的理念与执行力,牢牢掌握着帝国的经济命脉。
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出现让我感到复杂。
他们带来的政策或许残酷,但至少为帝国指明了一条可以继续前行的道路。
在这个岌岌可危的年代,我己经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
就在帝国的经济政策开始显现出些许成效,失业曲线略微止跌之时,又一桩噩耗降临在我头上。
总理大臣卡尔·冯·西维尔,病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