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培玉问:"那辆警车,你们弄哪里去了?"
沈昌文把烟灰往窗外弹了弹,不紧不慢地说:"那车,肯定不能再回去了。已经停在芦苇荡里。潮水一涨,找都找不到。"
夏培玉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
窗外,是东海的海。夜里雾重,海面黑成一片。
她想恨,恨不起来;想骂,也骂不出口。
因为这件事里,沈昌文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五月二十七号一早,天阴着,海雾压得低。
市政府那辆考斯特停在国棉六厂大门口。
周宁海先下车,常务副市长鲁建成和分管工业经济的副市长俞淑清相继下了车,没走几步,电视台的记者打来了摄像机机盖,开始拍画面,二嫂淑清就落在了最后。
二嫂一个简简单单的马尾,白色衬衫,外头罩一件轻薄的外套,手里拎着一个黑皮公文包。
厂门口的迎门墙已经站了一排人。
厂长韩忠良五十出头,秃顶,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袖口挽到小臂。他身后是几个副厂长、工会主席,还有两个穿白衬衫的中层干部。
韩忠良迎上来,两只手先伸出去,把周宁海的手一握,握得很实,恳切地说:"周市长,您可来了。我们厂,盼您盼了两个月了。"
周宁海笑了笑,眼成了一条缝:"老韩,你都给我汇报了三次,我在不来心里不踏实啊。"
韩忠良依次又跟我握手,手上有老茧:"李市长。"
我握了握:"韩厂长。"
厂门是两扇大铁栅栏,门柱上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厂牌,"东海国棉六厂"六个字,漆掉了一角。门里头是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两边栽着雪松,叶子刚绿。
路的尽头,是一排排红砖厂房,锯齿形的屋顶,一排排通风窗,像一列蹲着的火车。
韩忠良一边走一边说:"这片厂房,是一九一九年建的。日本人那时候办的,是大家口中的老纱厂,解放后收归国有,按照东海市棉纺厂的编号,定名为国棉六厂。"
周宁海抬头看了看那屋顶:"有些年头了。"
"年头是不小了。"韩忠良把一份文件握在手里,"厂房是老的,机器也是老的。丰田的织机,大正年间的,一直转到现在。"
进了纺纱车间,一股热烘烘的棉絮味扑面而来。机器轰隆隆地响,几百锭细纱机排成一片,白花花的棉纱在锭子上转。空气里飘着飞纱,一丝一丝,落在人的肩上、头发上。女工们戴着白帽子、白口罩,在车档里来回走,接头、换粗纱,动作快得看不清手。
韩忠良在一个车档前停下,指了指墙上一块玻璃镜框。镜框里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扎着辫子的年轻女工,胸前戴着大红花,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这位,是我们厂出去的全国劳模。"韩忠良把材料递给了后面的干部,又正了正,"她那个工作法,当年是编织厂教材在全国推广。我们厂的细纱车间,就是靠这个出的名。"
周宁海在镜框前站了一会儿,眉目颇为凝重,俞淑清凑近看了看,轻声说:"老劳模了。"
我往旁边让了半步,看着机器旁边那台细纱机上,一名女工正俯下身,手指在纱线间飞快地拨弄,断头接上,锭子重新转起来。
这次考察是周市长点名要我来的,加上退休职工近万人规模大厂,最近治安形势不太平稳,上个月接连出了两起车间纠纷,最怕的就是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俞淑清还在小声跟着周书记介绍:"账面上一万三千人,退休的五千多。设备一半是49年以前的,备件都配不上。"
"能撑多久?"
俞淑清说:"看订单。订单在,就转;订单没了,就停。"
织布车间比纺纱车间还响。梭子在经线里来回飞,"哐当、哐当",震得脚底板发麻。
韩忠良提高嗓门:"这边三百台织机,开台率不到七成。坏一台,少一台,修的成本太高了,已经没有修的必要了。"
周宁海停下脚步,把手里的笔在指间转了转:"新的价格如何?"
韩忠良叹了口气说:"换不起啊。一台新织机换了也不起作用。"
出了车间,又到了厂区的主干道上。路两边堆着些旧木箱和废铁件,介绍了整体的情况,接着去了住宿区。
六厂规模大,住宿区都有好几片,都是五六十年代盖的筒子楼,外墙的红砖已经发黑,拥挤嘈杂。
公共区域晾满了衣服,被单、工装、小孩的棉裤,横七竖八地拉在过道两侧,走进去得低着头。
接着又去了食堂和医院,跟着看了一路,我才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做国企大厂,不少人从出生到上学、进厂、看病、养老,一辈子都没出过这道围墙。生老病死,几乎全在厂区里完成,连红白喜事都有专门的班子操办。
这么一想,厂里这近万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全压在这一圈围墙里头,效益好的时候还能兜得住,效益一差,样样都是窟窿。